农业和工业革命文献阅读笔记

P. K. O'BRIEN这篇文献主要讨论的是英国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全文分为两部分，一是讨论耕作制度、资本、劳动力、科技、新作物对农业产出的影响，二是讨论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农业对工业革命的贡献。）

第一部分，由于缺乏资料，作者并不能准确得出每个因素对农业增长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当然在叙述过程中，他也对学界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判。以下是他对推动农业产出增长的因素的总结。

一是土地面积的增加，包括技术进步推动的开荒和由二圃制转向三圃制而引起的休耕土地的减少。

二是资本，资本可以改善耕地条件，使其转为更为相似的单位。而对于资本的形成，学界的共识是英国的土地所有制结构和其他的制度安排提高了利润和租金的再投资比例，当然这是一种先验主义，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在下文中，作者也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

三是劳动力，作者认为农业史学家夸大了地主对英国农业的贡献，而很少有人研究农民这个更重要的群体。另外就是，经济模型假定农业中的劳动力群体大多数是非熟练和未分化的，但事实上，教育水平的提高肯定会大大提高生产率。

关于圈地运动，作者引用琼斯教授的观点，倾向于怀疑圈地运动对于农业产出的影响。由于来自地方和国家统计数据几乎不存在，所以作者借用麦克洛斯基教授的观点，利用租金增量来代表圈地运动中谷物生产率的增益。但这个模型有问题，因为它假设完全流动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并且收入在租金、利润和工资之间保持不变。作者没有进一步论述。

科技对于农业的影响，并不在于机械化。由于农业时间上分离的特性（耕种、收获要间隔很长时间），用于农业的专门机器在大多数时间是闲置的，这就意味着农业中使用机器的成本很高，在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没有高到一定程度时，机械化是不会普及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农业可用的主要能源仍然是人，动物，风和水。技术进步真正起到作用的，是前文所述的扩大耕种面积，提高每英亩产量，这才是当时农业的重点。因此动物就成了资本存量的关键部分，它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产出者（肉，乳制品，纤维，工业原材料），还是投入者（动力，运输和化肥）。英国这种种植业和畜牧业相结合的农业，可以认为是一种初步“资本化”的农业体系。

新作物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它提高了土壤肥力，缩短了土地休耕时间，扩大了可耕地面积（通过开荒）。也促进了耕作方式由二圃制转向三圃制甚至四圃制。但事实上，圈地运动对耕作制度的变化也有影响。在圈地运动之前，种植业与畜牧业是分开的。前者在私人土地上运作，后者则在共有土地上展开。17—18世纪圈地运动的发展，使生产者得以把种植与畜牧业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系统地结合起来¹:。我提到这一点主要是想补充前文圈地运动对农业产出影响的观点，对于圈地运动这种制度性的变革，本来就难以量化其具体作用量，不过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否定其贡献，还是有些偏颇。

第二部分，就是农业对工业革命贡献的论述。

作者总结，农业的作用是供应工业以商品（食品和原材料）和生产要素（劳动力，可投资基金和土地），以及作为工业产品市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一味地肯定这种作用，相反，他把研究视角更多的转向了“瓶颈”——即农业对工业革命的束缚作用。他认为，在工业革命期间，其（农业）释放的要素对于城市经济来说无关痛痒，但经济的周期性萧条与农产品价格有很大关联。

作者对农业束缚作用的论述，有以下几点：农业本身发展慢，生产力提高不快；农业不能够满足工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农业与工业的交易差额导致工业要承担为农业筹集资金的责任；农业并没有为工业创造一个广阔的市场，其主要市场仍在城市和国外；地主并没有对工业革命作出巨大贡献；圈地运动不是工业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人口增长才是。

首先，作者否定了“农业革命”这样的术语，因为至少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由于其发展的技术潜力有限，农业发展的速度比工业慢得多。在十八世纪，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接近农业部门的三倍。1811-1821和1841-1851之间，农业产量每年增长百分之1.5%，而工业每年增长3.7％。

另外一个对农业生产率变化的论证，就是对农产品价格行情表——对农业增长来说唯一可用的数据——的研究。1660年到18世纪中叶，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1750到1815年期间，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平均约上涨了一倍。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在这里比欧洲其他地方增长得更快，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英国农产品价格应该下降更多，（当然这种推理忽略了需求变化，但是同时期（1660-1750）欧洲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大致相同），作者没有论证下去，但我想他的主要观点应该是为了说明英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甚至不及欧洲其他国家（因为历史上此时期英国农产品价格比较稳定，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出现了通货紧缩），这样的生产力变化怎么能称得上是一种革命呢？当然他也认识到后期（1750-1815）的英国面临人口增速更快，收入水平更高的问题，但他的主要观点并没有变化。

价格变化也反映了这样一个现象，即1750到1815年期间，农业没有增加（额外的）食品及原料的供应，以满足城市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的需求。此外， 1760年，谷物贸易由净出口转为净出口，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作者认为，除了农业本身的发展，国际贸易是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和“李嘉图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另外一个重要手段。他说，“1870年来自美洲、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的更便宜的食物带来了城市和农村人口群众的生活水平明显的上升。”下文中他又提到，《谷物法》的废除可以看做是规避农业瓶颈作用的努力。并称农业生产力的变化“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

其次，作者认为工业不得不向农业支付高昂的价格，以满足其发展需求，即工业补给农业的问题。最理想的发展状态当然是二者相互促进，呈直线运动发展。农业收入增加，不是因为价格上升，而是因为需求增加。正如我们通常认为的，由工业转移到农民和地主的收入，会提高投资和储蓄率，创造一个有活力的消费市场。但事实上呢？在农民与城市的经济往来中（农民向城市出口农产品，进口制成品和服务），城市经济出现了一个庞大且持续增加食品及原料的进口盈余，这意味着城市需要为农业承担筹集资金的责任。作者进一步论证，考虑到收入的增加和劳动力配置结构的变化，可以计算出农业出口到城市地区食物的数量在1701和1815之间增加了约265％，相应的，1701到1815，农民及其家庭消费的制成品只增加了20％。当然这只是假设的数字，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农业的发展并没有为工业提供一个广阔的市场，其主要市场仍然是在城市和国外。

当然农业对工业化并不是没有贡献，在任何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的粮食和原材料主要来自国内，农业必然是重要的，但其在不同时间段的贡献与该期间发生的结构变化的速度有关。另一方面，农业剩余（地租，农业税，农业贷款以及其他进入金融机构的资金）的一部分转入城市经济，强有力地支持工业的发展，考虑到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以及贸易条件有利于农业，这种转移也是必须的。

作者接下来就讨论了地主对工业革命的贡献。土地产权确保了大部分农业剩余是通过地租的方式流向地主的，传统观点认为英国的土地制度鼓励高投资率和技术进步，并且地主对农业乃至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作者认为，历史学家需要更多关于租金储蓄和投资的份额的信息。土地所有者储蓄和投资的倾向也必须与其他社会群体，如商人和工业家的倾向相比较，也应该与欧洲其他国家比较。至少目前来看，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英国工业革命所需关键资金来自于地主。

也不能认为地主的消费模式刺激了英国工业需求方面的增长，因为地主更容易进口外国奢侈品，这代表了农业剩余的泄漏，他们对家庭佣人的工资的追加也增加了城市对粮食的需求，对建筑物的投资也是与工业建筑争夺稀缺的资源。地主另外一个错误就是1815到1846之间自私地阻止城镇居民消费更加便宜的国外谷物（《谷物法》），直接降低了居民的生活水平。

简单来说，没有农业产量的上升和土地所有者的支持，工业化将会更慢，甚至可能完全停止。但是作者反对一些现代农业历史的乐观态度，农业对工业化贡献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最后就是对劳动力问题的讨论。作者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论点，即琼斯教授提出的“劳动力没有被议会圈地运动的力量赶到工厂行业”，但“圈地运动加速了农村劳动力成依赖工资的劳动者的过程”。据统计，在 1750 年至 1851 年，英国非农业工人人口增长了 560 万人，农业劳动力流出数为 110 万人，只有大约 1/5的非农业劳动力的增加直接来源于农业劳动力转移。²:因此，圈地运动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劳动力来源。事实上，人口的自然增长才是工业革命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圈地运动的意义在于，它改变了劳动力结构，使新增劳动力中越来越多人流向工业。相比而言，俄罗斯的村社，就吸收了大量劳动力。总之，圈地运动促进了内部迁移，增加了工业，建筑和城市服务的劳动力供应。农业的流出对城市工资率，增加利润产生了下行压力，促进了城市经济中更高的资本形成率。

我对这篇文献的大多数观点都持赞同态度，但对农业与工业革命的关系有几点不太认同。

首先是对农业革命的态度。通过与欧洲大陆国家的对比来说明英国农业进步不大的观点有失偏颇。因为此时的欧洲大陆也在发生着农业革命,尼德兰的农业甚至要比英国更加先进。另外，作者忽视了其它条件，仅仅依据价格变化便得出了这一结论，很难令人信服。

这个时期农业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一场“革命”，我想最好的判断方法还是生产率的变化。作者采用的与工业增速对比，与欧洲其他国家对比，我认为都不是一个好方法，不如看人均产量（消费量）的变化。18世纪初，英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占总劳动力人口3/4，每人热量的消耗量约为2450卡，此时英国谷物出口量很少，而到1750年时，谷物出口量达到了30公斤/人，也就是说此时英国农业的生产水平已经允许国内食物消费量的13%的出口（按每人每天消耗2500卡计算），考虑到此阶段人口的快速增长（每年约5%-7%），人均消耗量增加，以及农业人口比例的下降³:，我们可以说英国农业生产力的进步是惊人的。

正如上文所述，到1750年之时，英国谷物仍然处于出口盈余状态。作者在文章中提到的1760变为净进口，其主要原因是供给的减少和需求的增加（谷物价格低廉导致许多耕地转为牧地，工业革命的推进导致了人口爆炸）。也就是说，农业对工业的供应变化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因为其生产力的发展缓慢，而是其本身作出的选择。事实上，这本身就说明了英国农业发生的巨大改变——即以自给自足式的封建小农转为面向市场的资本主义农业。前文所述的三圃制、四圃制，使得农民可以根据市场行情随时进行调整畜牧和种植比例，这是英国农业最有意义的变革之一，是为市场需求而生产迈出的重要一步⁴:。

农业的发展对于工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当然，作者也承认这一点，在此仅仅想强调农业作为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其贡献是巨大的）。做个最简单的推论，假如农业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人口增加必然要求等比例的农业人口增加。要想产生足够的工业劳动力，需要人口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但我们知道，土地供给是有上限的，无法产出可以供给如此多人口的粮食。当然，我们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国际贸易。作者在文章中，就有通过贸易来解决工业发展中农业产品缺乏的问题的倾向，但他忽视了技术问题。在现代，这种思路是可行的。但在工业革命初期（和之前），要长期做到这一点，就要达到农业和工业生产率的差额必须大到足够支付运输费用。现有的资料表明：工业革命之前，小麦运输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全部运输费，等于产品价值的100%，而工业品的运输费约为农产品的1/3（假设工业品的价值较高）⁵:。因此要克服高昂的运费，就必须要实现工业生产率高到一定水平，也就是说，需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可以有大规模对外贸易。那么，在工业革命初期的农产品供给，就只能依靠国内农业的发展了。事实上，英国从1840年起，才开始进口相当一部分粮食，1850年后，才真正依赖国外供应⁶:。

即使农业无法满足工业革命的需要，也不能因此就否定农业革命的意义。它的发展可能没有那么迅速，但是，它最主要的意义是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最初推动力。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提供了促进工业化宝贵的原始资本（1761-1790年代, 农业是五个部门中最大的投资者, 在整个固定资本组成中占 33%⁷:），促进了人口快速增长，提供了最初的劳动力，为工业产品提供了第一批销售市场，借此推力，工业才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壮大。

另外，关于农业发展所创造的需求，作者的讨论集中于“地主”和农民，却忽视了农业本身。农业革命中农业技术变革,铁制农具和农业机械的推广,都推动了农用工业的发展。根据保罗·贝罗奇的统计，1720-1760期间，非农业部门并没有发生使铁的需求量大幅上升的情况，农业部门恰好相反，农具的改进（主要是把木制部分改为铁制），农活中广泛使用马匹和把马钉上马掌等，直接促进了铁的需求量极大增加，单是农业上铁的需求，就占总需求的30%-50%。依此可以看出农业发展对工业革命的贡献，并不是作者所说的那样小。

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站在多维、整体的观点来看。也就是说，并不能把农业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单向的，他们之间可能是互相促进，可能是互相抑制，也可能是各自独立发展。并且，在不同的时期，农业对工业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工业革命开展之初农业无疑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推动力，而到后期，可能就成了工业的负担甚至是“瓶颈”。但无论承认农业革命与否，都不能否认这一论点，即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

最后提一下，对农业革命这一术语的批判，其实并不是作者独有的观点，克拉克在他的《估计过高的革命：1700—1860年工业革命中的农业》一文中就指出，因为农业生产力较少增长，因而工业革命的增长率将是较慢的⁸:。另外一篇文献中的观点我觉得更有道理，作者通过对中世纪以来欧洲农业的考察，指出“在农业这个传统的第一产业部门，即使是社会开始发生巨变的近代西欧，其技术变革也是持续性的，渐进性的，广泛性的，日积月累的，因此，不宜过多强调所谓17、18世纪之际‘农业革命’这种突变型事件的作用。⁹:”所谓的农业革命，更可能是一种长期性的农业技术、制度变革，它与工业革命自然不可相提并论，冠以“革命”一词可能也有些不妥。

这篇文献令我感触最深的是：研究农业历史，尤其是工业革命时期的农业史，最关键的问题是“数据不足”的问题。这样，圈地运动对农业产出的影响，科技对农业产出的影响，都难以量化，更不能准确认知农业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其实不仅仅是农业史，整个经济史学，都存在这个问题。除此之外，还存在着数据不准确的问题甚至相背的现象，比如本文中提到1660年到18世纪中叶，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但教科书则说1680到-1720期间价格发生剧烈波动后下跌，这对经济史的研究肯定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当然，天才的经济史学家找到了其他方式来“估测”数据，比如，麦克洛斯基利用地租的增长来代表圈地运动中谷物生产率的增益，作者利用人口（及就业比例）数据和假定的消费结构测算出了农产品需求的增速。这些都是很巧妙的方法。如果能够有更加科学的估测方式以及更完整的数据，那我想经济史学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的。

黄宗智. 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J]. 历史研究, 2002(4):151.↩︎
彼得·马赛厄斯,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M]. 中译本.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72↩︎
[意] 卡洛·M·齐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三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367-368.↩︎
C.A.J.Hodgett.A Social and Economic Expansion and Social Change : England 1500-1700,vol.l:people,land and towns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128↩︎
[意] 卡洛·M·齐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三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381↩︎
[意] 卡洛·M·齐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三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382.↩︎
朱正梅. 关于英国近代农业革命研究的几个问题[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31(1):108↩︎
Hudson P. JOEL MOKYR, ED.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J].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001, 54(1): .235↩︎
刘景华. 近代欧洲早期农业革命考察[J]. 史学集刊, 2006(2): 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