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近代兴起和晚清帝国相对停滞的制度经济学反思

文章目录

1. 1. 十九世纪之前的欧洲与中国： 相对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之谜
   1. 1.1. 一、正方
   2. 1.2. 二、反方
   3. 1.3. 三、大致结论
2. 2. 十九世纪之后的欧洲与中国： 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起飞和中华帝国的停滞和衰退
   1. 2.1. 一、西欧兴起的原因及过程
   2. 2.2. 二、中华衰退
3. 3. 初步的理论猜测： 西方世界和中华帝国在近现代历史中的不同动态演化路径

十九世纪之前的欧洲与中国： 相对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之谜

长期观念：15世纪大分水岭。因而人们也一般相信，在19世纪以前，在西方世界兴起的同时，中华帝国就相对停滞了。

一、正方

1.观点【P3】：

早在1766年，亚当•斯密就发现中国的经济停滞于静滞状态了；另外，在1793年，英国特嘎尔尼曾把中国比喻为“一艘摇摇晃晃的、老旧的头等战舰”。自此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等西方学界的主流一直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停滞的“木乃伊式的国家”。而明清特别是清代则是最能体现这种停滞的时代。这一点也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认识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近几年，仍有许多学者相信该观点。譬如，兰德斯《国富国穷》，在列举了“工业革命”前的欧洲中世纪的许多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的事实后曾指出：“这些事例说明，在地理大发现（15世纪始）和大对抗之前，其他社会已经落后于欧洲”。

2.原因：

在伊斯兰，科学曾被宗教狂热分子贬为异端邪说，从而长期限于宗教精神服从的压力之下。兰德斯和其他汉学家发现“李约瑟之谜”的原因是缺乏自由市场和产权制度，中国人的社会价值观和极权主义政府超强控制社会所带来的必然结果。【P3、4】

二、反方

1.观点：

法国史学家谢和耐：在康乾盛世，大清帝国是世界上财富增加和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雍乾隆时代的中国农民比同期法国人生活得更好”。

肯尼迪估计，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工业产值高于英法。

加州学派彭慕兰《大分流》：世界的近代史上，无论在生活水平、消费能力、农业与工业发展、要素市场等方面，中国和西欧西颇多相似之处，并且直至1750年，欧洲并不比中国先进，实际上中国江南还要更发达一些，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方面欧洲也并不比中国更有效率。【P4】

《重新定位：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中文版前言中，弗兰克解释到“分析证明，中国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正文中，弗兰克也一再表明这样的观点：“1800年以前，亚洲、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中心地位”。

在加州学派的历史学者中，王国斌的见解比较中肯和独到。“1800年前， 工业生产从未在欧洲经济活动中占优很大比例。正因为如此，工业扩展的动力问题，才在欧洲经济史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根据西方一个史学家Myron Gutmann的洞见， 王国斌主张把欧洲近代以来的工业化活动划分为三个时期：

( 1 ) 15世纪后期一16世纪前期的城市手工业时期；

2. 16世纪中期一18世纪中期的农村家庭工业时期；

3. 18世纪后期一19世纪后期的城市工厂机械化时期。

龙登高等国内学者认为，尽管在“康乾盛世”时期中国经济有较快的增长， 但这一时期“是欧洲产业革命发轫的时期，而中国却是相对衰落的趋势，19世纪中叶起甚至绝对衰落”。另外，龙登高还发现，加州学派与新儒家学派具有某种承继性， 如果说杜维明、 余英时等从文化的角度阐明儒家思想不是资本主义的障碍， 从而修正了韦伯的观点， 那么加州学派则从社会经济的角度通过中国经验的总结来丰富和完善国际学术理论。

麦迪森运用实际购买力的计算方法发现，明清时期中国GDP增速和规模都位居世界第一。当然， 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发展，即人均GDP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中国在1500年后的300多年里增长率近乎为零。 西欧产业革命前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中国。【P6】

2.原因：

谢和耐：“利用前工业技术，农工商结合” →经济复兴。内部的安定、政治风气的缓和，尤其是农业的发展和全面的繁荣→人口迅速增加。

法国历史学家魏丕信：拥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以及一个成熟稳定的官僚制度→中国具有比欧洲更强大的抗灾能力的关键之所在。【P4】

王国斌发现，早自宋代以来，中国一直都有各种促进商业交易的市场制度。这些制度在明清时期日益完善，并且扩散到更广大的地区。结果，中国的手工业与商业贸易网络在18世纪以前就十分发达。由此，得出了如下结论： 在16至19世纪，像欧洲社会近代的动态情形一样，中国许多地区都存在着斯密动态经济增长( The Smithian Dynamics) 。

国内学者李伯重对明清市场研究的理论发现：早在明清时期，中国就形成了全国市场，它为全国经济中心江南所提供的广阔市场，即使拥有广大殖民地的英国也不能与之媲美，如此，江南与英国的市场差异说也就不攻自破。作为东亚经济中心的江南所拥有的海外市场也相当广阔。

三、大致结论

19世纪，西方世界兴起的同时，中华帝国在清朝前期和中期确实也经历了一段经济和人口双增长的历史时期，且市场经济秩序也在满清的皇权政治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蕴生和扩展。但整体上来说，自明末以来，中国经济基本上是有增长（总量），而没有发展（人均）。而这这恰恰是历史学家黄宗智提出的“内卷化增长”(involutional growth，又译作“过密型增长”)。也与汉学家伊懋可在《中国过去的模式》中所描述的这时期中国经济“量之增长和质之停滞”的判断相吻合。

反过来， 尽管西方在同一时期也经历了人口的迅速增长， 但由于市场扩展、 国际贸易和科技发明和创新所综合促动的工业革命的来临，经济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人口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欧洲的制度演化、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的积累，已为19世纪将要发生的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营造了前提条件。

十九世纪之后的欧洲与中国： 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起飞和中华帝国的停滞和衰退

历史史实：19世纪之后由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起飞和中华帝国在晚清时期的停滞甚至相对衰落

一、西欧兴起的原因及过程

麦迪森认为，决定欧洲崛起的主要因素，是它在科学技术、商业金融组织、国际贸易、社会制度等方面较早的、不断加速的进步和资本的积累。【P6】以及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劳动技能的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得益于劳动力国际分工的改善。【P7】

1.经过13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欧洲诸社会的动态发展，几个世纪的漫长贸易和商业的扩展已为西方世界的兴起奠定了市场网络。从生产方式的转变和过渡来看， 英国、 法国和低地国家己从庄园制农业转变为个体所有制农业，极大地改善了欧洲的粮食供应改善粮食供应，确保人口增加。从制度变迁的层次看，民族国家的形成；从1215年的《大宪章》的签署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再到法国革命，西方保护私有财产的宪政制度也基本上生成了。在此前提下，18c中叶，西欧各国确保国内市场贸易金融信用体系运作的法律制度也基本完善。

2.到18世纪中叶，虽然现代工厂制度尚未真正形成，但从经济组织的基本架构上来看，欧洲这时已浸在商业资本主义的坯胎中蕴生出了接替欧洲封建社会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这一段时间科学、医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动态发展已为科技革命和组织创新奠定了知识基础，一个马克斯•韦伯所见的“理性社会”的基本架构已经成熟。这就为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出的工业革命和西方的经济起飞拉开了序幕。 这时候， 欧洲的形势恰如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一书中所言的： “正是这样一系列的变化为联结科学与技术的真正的技术革命一第二次经济革命—铺平了道路。”

表现：

西方世界从18世纪中叶之后的兴起， 可以从麦迪森的估算数字中直观地反映出来。【P7】

二、中华衰退

按照吴承明的研究，即使在清代前期，在市场的繁荣趋势中，中国经济也有两次衰退，即 “康熙萧条”和“道光萧条”。17世纪下半叶，在国家统一、 生产恢复中，曾出现商业凋敝、 市场萧条、 物价剧跌、 农民窘困的局面。18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发生第二次市场萧条，并在三四十年代达到了低谷。这次萧条影响而甚广，较前次为严重。“道光萧条”是在“清国势已衰， 农业生产不景气， 财政拮据的情况下发生的。”并且，吴承明还认为，“这两次市场萧条，考其基本原因，概属经济因素，与战乱、灾荒无关”。

进入19世纪后的大清帝国无法躲避开“内部动乱”和“外敌入侵”的厄运了。大规模起义导致晚清中国的经济进一步衰退。外患一步步把大清帝国的经济和社会体推入到彻底崩溃的边缘，把一个千孔百疮、 内忧外患中华帝国和中华民族逼进到了一个饱受外族列强欺凌和奴役的时代。按照法国社会学家谢和奈的看法，英国等对19世纪上半叶的中华帝国形成的真正威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在军事方面，而是在于经济领域：“鸦片的进一步摧毁了一个大帝国的经济， 而这个帝国的财经政治和行政制度自1800左右起已经开始衰落。这种衰落导致了大起义”

原因

共识：不重视科学技术进步，作为封建统治基础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没有发生变革；封闭的对外政策使社会陷于停滞僵化的境地；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更加速了衰败和崩溃的进程【P6】

谢和奈：在19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特征是社会风气的持续堕落， 具体来说：在乾隆末年的疯狂开销，国家财政收支不平衡；和珅开始的腐化行为在统治阶级蔓延；19世纪持续人口增长所导致的人口压力；屯民压力过大；1820—1825年间对外贸易的巨额赤字；以及继繁荣时代之后的明显的经济衰退（道光萧条）等等。这些社会因素催发了不断的农民起义和社会动乱。而社会动乱又进一步破坏了正常的经济恢复机制和发展的机会。外国列强的入侵和蚕食又进一步雪上加霜。【P8】

初步的理论猜测： 西方世界和中华帝国在近现代历史中的不同动态演化路径

近代世界历史上西方世界的兴起和中华帝国的相对衰落已经清晰地展示了两条不同的历史发展路径：

马尔萨斯陷阱——布罗代尔

斯密型动态经济增长

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说到底与市场的深化和扩展是一回事：市场扩大，会加速和深化劳动分工，从而使经济增长与市场的深化和扩展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种劳动分工和市场扩展相互促进，就构成了斯密增长。

布罗代尔钟罩, “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市场经济被种种社会因素和机制所阻断和隔膜的社会安排就被称作为“布罗代尔钟罩”。

制度内卷。张小军博士提出，人类社会制度的变迁中，有三种路径力量在起作用，revolution（革命）,evolution（演进）,involution（内卷）。理解为一个社会体系或一 种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在同一个层面上内卷、内缠、自我维系和自我复制。

制度变迁、斯密增长、科技革命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最终引起了工业革命。

大清时期，财产法律制度以及支持财产法律制度的宪政民主政治一直没形成，因此市场扩展，分工深化，专业化分工一直没多大起色，作为前三个因素互动发展的一个连带后果的科技革命也没在近代中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