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农业增长, 刘易斯模型, 劳动收入, 反贫困政策, 拉丁效应, 收入差距, 涓流效应, 贫困, 资本收入, 隧道效应

201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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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与收入平等

文章目录

1. 贫困及中国的现状
2. 收入差距与中国的状况

贫困及中国的现状

贫困的定义与度量

贫困的度量方法

1、贫困线：用人均年收入或人均年消费水平来度量

2、中国的贫困线：食物贫困线+非食物贫困线，“温+饱”

3、国际标准贫困线: 1$ or 2$ per day (消费或收入)

4、Adult Equivalent Scale for Consumption Poverty Line成人等价贫困线

简单的人均忽视了许多消费项目使用中的规模经济，也忽视了儿童与成人的不同需要。

5、对某个群体的贫困的基本度量方法

先识别是否贫困，再加总贫困

A、贫困发生率/人头指数(Headcount Ratio)：穷人占总人口数量的比率；

HR的局限性：

第一，没有考虑到穷人的收入低于“贫困线”的程度：在不影响富人收入的情况下，全体穷人收入的减少丝毫不会改变穷人的数量；

第二，它对穷人之间的收入分配不敏感，尤其是，当收入从一个穷人向一个较富的人转移时，穷人的数量绝对不会增加。

虽然，HR是目前应用得最为广泛的贫困度量，但是，上述的两个缺陷决定了它不能作为衡量贫困的指标。所以，隐含其中的贫困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Sen, 2001)。

B、贫困缺口(Poverty Gap)：全体穷人的收入与特定贫困线的差距的加总；

\[PG=\sum^N_{i=1}(z-y_i)\]

C、贫困缺口比率(Poverty Gap Ratio)：贫困缺口的加总占贫困线加总的比率；

\[PGR=(1/N)\sum^N_{i=1}(1-y_i/z)\]

PG和PGR都无法反映贫困人口的收入分配状况；

D、Sen(1976)的收入缺口比率(Income Gap Ratio)：贫困缺口的加权

\[P=H\{I+I(1-I)G\}\]

其中H表示贫困发生率；G表示总贫困缺口；I表示穷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吉尼系数；

E、FGT指数

Foster James, Joel Greer and Erik Thorbecke, 1984, “A Class of Decomposable Poverty Measures,” Econometrica, Vol. 52, No. 3, pp. 761-766

\[P=1/T\sum^{t=T}_t=(1-{Y_t\over z})^\alpha \quad if \quad Y_t<z\]

\[\quad =0 \quad if \quad Y_t \ge z\]

其中z表示贫困线；yi表示第i个贫困个人的收入水平；a为贫困规避系数(poverty aversion index) 。

a=0，则FGT度量等于HR；

a=1，则FGT度量等于PGR；

a=2 ，则FGT度量为加权贫困缺口；

关于贫困度量方法的几个公理

1、核心公理(the focus axiom), 穷人的收入;

2、单调性公理(the monotonicity axiom), 哪一项要求贫困指数在穷人收入下降时上升;

3、弱传递性公理(the weak transfer axiom), 这就要求贫困指标对穷人收入分配的变化很敏感(这样一来，从低收入家庭向高收入家庭的收入转移会增加指数).

HR都满足核心公理，但PGR满足前两个公理，但是不满足和弱传递性公理；

P满足上述所有三个公理；

FGT度量在a=2时满足这三个公理，在a=1时满足前两个公理；但是它却具有另外一个优良属性，即相加可分解性(additively decomposable)；利用FGT指数可以将总人口的贫困指数分解成不同人群组的贫困指数，或者分解为不同地区的贫困指数。

为什么对于贫困的度量要满足这些基本的公理以及具有相加可分解性？

1、更加准确和更加科学地反映贫困的真实状况或者贫困人口的福利状况；

比如：

HR可能不变，但是PG降低；

HR小幅度上升，但是PG大幅度降低；

2、服务于政策评价和影响贫困的因素分析；

政府实施了一个干预政策后需要考察政策的效果或效率，或者需要比较不同政策的效果差异，这都需要有一个对于贫困人口福利水平的准确度量；

3、如果有满足相加可分解性的度量方法，就可以更微观地考察贫困在不同群体或地区之间的分布，从而更好地发现导致贫困的原因并提出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贫困的其他视角和其他维度

1、动态视角下的贫困：永久性贫困、暂时性贫困、贫困脆弱性

前面的几个度量都只考虑了一个群体在一个时点上的福利水平，而动态视角下的贫困则将时间纬度考虑在对于贫困人口福利水平的度量上；

A、永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

Ravallion(1988):

Transient poverty: 那些“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只在部分时间经历着贫困的家庭或个人。

Persistent poverty: 那些“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一直经历着贫困的家庭或个人”

Rodgers and Rodgers(1993)、Jalan and Ravallion(1998；2000):

Transient poverty: 由于消费的跨期变动而导致的贫困为;

Chronic poverty: 由于平均消费持续低蘼导致的贫困为慢性贫困。

\[T=P(y_1,y_2,…，y_D)-P(\overline y,\overline y,…,\overline y)\]

区分暂时性贫困与永久性贫困的意义：

第一、有些人脱贫了同时有些人又致贫了，但是从总体上看，贫困发生率并没有发生变动；静态的度量无法揭示这种变动性；

第二、导致暂时性贫困和永久性贫困的原因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对应的扶贫政策也必须有所不同；

Jalan和Ravallion(1998，2000a)对1985-1990年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省的农户跟踪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

第一、暂时性贫困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包括：家庭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财富拥有量、财富拥有量的标准差、耕地所有权，几乎没有证据显示教育能够缓解暂时贫困，其他有关人口的特征变量和村的特征性变量对暂时贫困不具有重要影响；

第二、人口特征对慢性贫困比对暂时性贫困更重要，更高的粮食产量的离差与更高的慢性贫困联系在一起；

第三、更高的物质财富既能降低暂时性贫困又能降低慢性贫困，然而，更高的物质财富的离差会增加暂时性贫困，却能降低慢性贫困。

（略一部分：一个公式）

B、贫困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为什么需要关注贫困的脆弱性问题?

从微观上看，发展过程中存在返贫现象，经济增长过程中有人脱贫，也有人返贫。如何解释？什么人更具有脆弱性？什么因素导致脆弱性？扶贫需要更细的政策建议和针对性以及超前性。

贫困脆弱性的定义：

Kühl (2003)：一个家庭因遭受一个重大的冲击而导致其福利水平降低到贫困线以下的可能性；

Pritchett et al. (2000) 和 Mansuri and Healy (2001)：一个家庭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至少有一年会陷入贫困的概率；

Chaudhuri et al. (2002)：家庭在T时的贫困脆弱性其定义它在为T+1时陷入贫困的概率。

度量方法：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来度量贫困脆弱性

\[V_{it}=\int_{-\infty}^z f_t(Y_{i,t+1})d(Y_{i,t+1})\]

3、家庭内部的贫困

家庭内部的消费并非是平衡的或平均的

A、男性劳动力可能更多地消费粮食或营养品，而女性可能因此而更少地消费并处于贫困状态；

B、男孩子和女孩子之间对于营养品或食品的消费、教育投资等也会因为出生顺序、重男轻女的思想而出现女孩子更少的获得家庭资源的情况；

中国：养儿防老→重男轻女

从整个家庭的平均收入或平均消费的角度去研究贫困，上述两种存在于家庭内部的贫困就无法被识别出来。

4、广义的贫困：营养不良和文盲

A、营养不良(Undernutrition)

B、文盲

四、Sen关于贫困的观点：权利与贫困

Sen (1992)认为，“贫困并非是他们福利状况的低下，而是他们缺乏能力利用各种经济渠道来获得实现自己的福利。”

中国的贫困现状

中国的贫困状况

中国的农村贫困问题还存在一个显著的事实，就是拥有较高的返贫率。

中国农村贫困的影响因素

1、贫困的影响因素

Knight and Song (1993)认为城市倾向政策下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所产生的限制，从而导致了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体现为农村贫困。

Khan(1998)运用1995年的个人收入分布的农户调查数据对影响农户贫困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他的研究表明：劳动力禀赋、劳动力的性别构成、工作类别、就业部门、党员身份以及少数民族对于农村家庭是否会陷入贫困并不会产生重要的影响；高中附近的所有教育变量能够降低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人均土地对陷入贫困具有重要的抑制作用；有三种收入来源对于农村家庭陷入贫困具有重要的抑制作用：工资收入、来自企业的非工资收入、来自非农活动的收入

Gustafsson和魏众(2002)对一个覆盖19个省份包含8000个家庭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一个家庭的贫困状况高度依赖于其所在位置，在少数民族有更高的贫困概率方面，空间差异是主要的解释变量；教育对减轻贫困具有重要作用，它主要通过影响“你从事什么、居住在何处和拥有与控制什么”来减轻贫困；此外，中国农村的贫困还与人口因素有关，并依赖于家庭从事的活动、拥有的资产和控制的资源。

Gustafsson和Li(1998)分析了中国的贫困人口结构，发现农村贫困并不仅仅发生于遥远的和资源缺乏的地区，而且还会发生于其他地区，即使在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的地区，当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服务时，贫困仍然会发生。

Fan等(2000)认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在位于华北平原的几个省份——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的地区的积聚，主要是由于资源的贫乏、特别是土地的贫瘠、以及水资源的匮乏所造成的。

Jalan和Ravalion ( 2000b)在观察到中国的某些地区存在着永久性贫困的现象后，提出了Geographic Poverty Trap的假设，认为是地理资本(Geographic Capital)导致贫困地区家庭的消费无法随时间而上升，而富裕地区的家庭则可以享受到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他们并利用1985-1990年南中国四省的农户跟踪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地理贫困陷阱存在的有力证据。

与贫困产生的原因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无论根据中国公布的统计数字还是根据其他各种研究所估计的数字来看，中国的贫困人口的降低速度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都明显下降了，对于这一速度的下降有着不同的解释。官方的解释为剩下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资源贫乏的偏远农村地区，从而增加了脱贫的难度，这一观点与世界银行的估计保持了一致；Khan(1996)却认为，中国的更注重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导致了转型时期的增长模式更加不平衡，从而对贫困的缓解产生负作用。具体而言，他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个人收入的增长相对于GDP增长的滞后：个人收入相对于GDP的弹性相当低，个人收入的增长比GDP的增长来得更慢，而GDP与个人收入的这一巨大落差的主要是由家庭、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和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分配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而实施这样的宏观政策的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者对更高的储蓄率、从而更高的增长的追求；另一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收入分配的更加不平等，这里的不平等包括不同省份之间的、不同地区之间的、各地区内部的不平等。

Rozelle、Zhang和Huang(2000)运用四川和陕西的数据详细分析了贫困率降低的原因，他们的分析结果发现：贫困率的绝大部分变化能够用经济增长来解释，经济增长是贫困减少的最重要因素，中国的扶贫政策对缓解贫困几乎没有作用。

同样的，卢锋(2001)也认为中国农村贫困的急剧减少要归功于市场化改革以及伴随着的经济增长。

Tian等(2003)系统地研究了农业部门对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作用，他们认为，世界上平均每年减少的贫困人口中，中国的贡献要占到一半，这一巨大的成就主要归功于中国农业的增长。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以及非农部门就业份额的上升对于贫困的减少都具有重要影响。

CSLS(2003)研究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对贫困的影响，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由快速的生产力增长所推动，同时伴随着贫困发生率的大幅度减少；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生产的增长与贫困的减少有很大贡献，但是在农业和工业部门中的表现却不一样：他们发现劳动生产率对贫困具有非常强的负效应，相对于降低贫困而言，工业部门中的生产率增长比农业部门中的生产率增长却更重要，在控制了不同部门之间的不同生产率水平之后，他们发现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是贫困降低的主要动力，而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贫困降低之间只显示出了微弱的正相关关系。对于农业部门生产率增长对贫困减少的不显著作用，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工业产品价格相当低，从而农业人口无法从生产率的增长中获得相应的好处。同时他们还发现：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的收入不平等对于贫困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世界银行(2001)认为：由于农业收入构成了贫困人口的收入主体，农业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影响了贫困率，在那些农业增长速度缓慢的地区，贫困减少的速度就慢，而在农业发展速度迅速而能够赶上其他产业的发展速度时，贫困减少的速度就快。

Fan(2003)通过中国与印度的对比研究发现，在许多欠发达地区进行更多的投资不但能够获得平均每单位投资的最大限度减少贫困，而且可以还能带来最高的经济回报。他认为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全球的贫困的减少速度在下降，但是中国却取得了减少贫困的巨大成就，这主要归功于一系列的政策和机构改革，农村居民获得社会服务和生产性资产的公平途径，以及在农村地区的公共投资。尽管继续消除贫困对中国来说尤其艰难，但是政府仍然可以通过更好的设计其政策，特别是公共投资政策，以促进增长，进而减轻贫困和地区间的不平等。

林毅夫：我国最大的存量需求在农村，现在58％的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农村消费受到两个因素的限制：其一，农民收入水平低，其二，现代产品消费需要有电、上下水、道路等，这些基础设施在农村严重不足，因此限制了农村的消费。

但是，Fan等(2000)认为关于中国农村贫困的决定因素的以往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运用单一等式法来考察农村贫困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这种做法至少有两个缺陷：

第一，例如收入、生产或生产率增长、价格、工资和非农就业等决定因素都是来自相同的经济过程的，换句话说，这些变量都是内生变量，而忽视了这一特征将导致估计的偏误；

第二，有些经济变量通过多渠道影响贫困，例如农村基础设施的增强不但可以通过提高工业生产影响农村贫困，而且还可以通过增加工资和非农就业来影响农村贫困；所以，他们认为只用一个等式很难捕捉到这些不同的效果。

他们使用联立方程来考察政府支出对农业生产和贫困的不同渠道的不同效果。分析表明：农业的增长、更高的农业工资、以及非农就业的增长对缓解贫困都具有重要作用，贸易条件(terms-of-trade)与农村贫困也具有负相关关系，表明更高的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的收入并降低了贫困。他们的研究揭示了农村公共产品的投资影响了农业产出、农产品价格、非农就业等因素，进而成为贫困的重要决定因素。

但是，他们的研究也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关于政府在研发、道路、教育、电力、健康、灌溉等公共产品投资的数据只包含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的财政预算，然而，在中国的这些领域里所发生的实际投资中，有很大一部分(甚至有些是绝大部分)资金来源并非来自中央和省政府的财政预算，而是来自更低级别的政府和村集体，而且这些资金并没有被计算到现有的统计数据中去，例如九年义务教育的经费中绝大多数不是由中央财政预算来负担，不考虑这些因素的可能会产生度量误差。

中国的高返贫率表明了中低收入人口收入水平的不稳定性以及扶贫成果的不稳定性，比如，脱贫以后的人口由于收入不稳定，碰到自然灾害或者重大疾病就容易再次陷入贫困。所以，这一状况说明，中国的扶贫政策不应该仅仅瞄准于那些赤贫人口，而应该将更多的中低收入人口包含在内，从而保证已经实现脱贫的人口不至于返贫，中国政府公布和实施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中国这些年来的市场化提高了农户参与粮食市场的可能性，粮食价格的形成也早已由市场而不是计划来决定，那么为什么返贫却发生在粮食主产区？为什么粮食主产区的农户更具有贫困的脆弱性？

社会资本与农村贫困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初由社会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明确提出, 到90年代已经成为各个学科研究的热点。经济学界普遍认同的定义是由Putnam (1993)提出的：“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的网络、信任和规范”。以后的大部分实证研究都遵循这三个维度来对社会资本进行度量。 Putnam (1993)的研究还发现，社会资本的差异造成了意大利南北部经济发展的差异。由此，经济学家开始关注除了传统的增长要素之外的新要素──社会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Grootaert(1999) 运用印度尼西亚的数据发现，社会资本能显著减少贫困，社会资本对于特别穷的群体来说更加重要，因此它被称为 “穷人的资本”。

基于家庭亲友关系的社会网络是中国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作用已经得到证实(Knight and Yueh, 2002)，但是它对于贫困的作用还有待于研究。在已有的文献中，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另一个重要形式还没有被纳入对于贫困决定因素的研究。

除了Jalan 和 Ravallion (1998; 2000)发现的贫困的主要决定因素之外，Gustafsson 和 Wei (2000)还发现，家庭从事非农产业和户主的党员身份也能显著地减少贫困。

Knack 和 Keefer(1997)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中对于29个国家的信任和规范的度量，他们发现，国家层面的信任和规范对经济绩效有显著影响。Zak 和Knack (2001) 采用相同的信任度量进一步证实了信任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Coleman(1990)提出，社会资本与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最大的区别在于：对收益者来说，社会资本具有公共品的性质，有较强的外部性，它的作用是通过不同成员间的互动得以实现的，收益由成员共享。

首先我们来看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社会网络和信任的作用机制。早期研究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个体获取资源的人际关系网络，它能够提供共享信息、降低风险、减少机会主义行为(Grootaert, 1997)；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不断完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信任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信任有明显的外部性，它能够促进合作，减少交易成本，而且能够弥补正式制度的缺陷 (Fukuyama，1995; 2000)。其次，社会资本的两个层面──家庭层面和社区层面的作用机制也有所区别。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主要是家庭的社会网络，家庭直接通过它拥有的社会网络来获取资源，从而影响就业、家庭福利和贫困(Grootaert, 1999; Knight and Yueh, 2002)；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包括社区层面的社会网络和信任，社会资本在社区层面充分发挥了公共品的作用，形成促进信息共享，减少交易成本，促进集体决策的长期非正式制度(Fukuyama, 2000)。

最近，在关于美国城市内部贫民区的贫困陷阱研究中，社会学家一直强调社会资本缺乏，但是在很多贫困国家的落后地区或处于不利地位的团体中，甚至是那些受到不断的“智力流失”的农村部门中，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如果这些外部效应非常重要，那么反贫困的政策就必须超越个体和家庭的水平，而那些旨在解决贫困地区和贫困集团整体问题的政策，就可能对效率和平等有更好的作用(Budhan and Udry, 2002)。

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市场力量，它的作用会被市场力量减弱还是加强？通过对有关中国农村贫困的调查数据的研究，本文发现：社区层面的社会网络和信任都能显著地减少贫困，而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和信任却对贫困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有力地表明了社会资本具有较强的公共品性质。我们还发现，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从总体上来说，社会资本减少贫困的作用在下降，而市场力量减弱社会资本的作用的影响主要出现在家庭层面，在社区层面社会资本的作用并没有显著地被市场化减弱。

2、慢性贫困与暂时性贫困的影响因素

Jalan和Ravallion(1998，2000a) 发现这两种贫困的决定因素是不同的，他们对1985-1990年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省的农户跟踪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暂时性贫困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包括：家庭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财富拥有量、财富拥有量的标准差、耕地所有权，几乎没有证据显示教育能够缓解暂时贫困以及其他有关人口的和村的特征性变量对暂时贫困具有重要影响；人口特征对慢性贫困比对暂时性贫困更重要，更高的粮食产量的离差与更高的慢性贫困联系在一起，更高的物质财富既能降低暂时性贫困又能降低慢性贫困，然而，更高的物质财富的离差会增加暂时性贫困，却能降低慢性贫困；

3、市场化、全球化、城市化的影响

大多数学者认为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促进各国经济增长从而降低贫困的一个重要促进力量。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 Bhagwati就提出了所谓的“Bhagwati假说”——经济增长是降低贫困的基本动力，其后许多经验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说(Rozelle et al., 2000; Besley and Burgess, 2003; Dollor, 2001)。

Anderson (2004)认为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对于战胜绝对的贫困是最有帮助的，因为它能够创造利于穷人的新市场、刺激穷人对相对价格和新的市场机会产生反应、提供利于穷人的间接溢出效应、提高政府的公共支出等。

Liu (2001)使用越南的微观数据研究了市场化改革对于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发现市场化改革显著的降低了越南的贫困，但是，农村贫困在市场化过程中降低的速度却要比城市贫困降低的速度要慢。

Thang (2005)的研究表明，越南自 90年代以来 20多年的贸易自由化和农产品市场化过程为农民提供了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的机会，良好的改革绩效使得越南的贫困率大大下降。

虽然关于中国及越南等少数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与农村贫困之间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一致的结论，但是，对于其他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与农村贫困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并没有得到如此一致的结论。

Dorward and Kydd (2005)的研究发现，与中国和越南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亚洲的其他一些国家和非洲大部分国家中，他们的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不仅没有带来经济的增长，反而使得贫困更加严重，他们的另一个研究发现：在次撒哈拉非洲，农村的自由化改革不仅没有带来经济的增长，而且自由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也没有显著地降低贫困(Kydd and Dorward, 2004)。

Gudgeon (2001)考察了全球化与消除贫困之间的联系，指出新自由化改革对消除贫困既可能带来正的也可能带来负的影响，这是因为全球会可能会使得一些国家被边缘化，从而失去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会。在过去的十年中，49个最贫穷的国家中有33个国家进行了重大的经济结构调整改革，但是他们的经济表现却没有真正的得以改善，贫困发生率反而有所上升。随着农业贸易条款的恶化和商品贸易的下降，农业部门的发展滞后。这可能意味着在市场自由化的步伐和贫困下降的速度之间没有真实的联系。

Bhagwati and Srinivasan (2002)认为对于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二者的关系而言，不同的模型得出的结论不同，增长也有可能导致贫困的增加，比如典型的丰收贫困（谷贱伤农）。

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政策

财政扶贫

财政扶贫直接投入：

边疆建设事业补助资金、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三西资金”、甘露工程、以工代赈

以工代赈：它在国际上通常被称为公共工程扶贫项目，主要是政府以实物形式对贫困地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

财政扶贫间接投入：

税收优惠、体制照顾、民族贫困地区的财政优惠政策

扶贫贷款

贴息扶贫贷款（寻租与“漏篮”）
非贴息扶贫贷款
孟加拉国的Group Lending (乡村银行)

孟加拉经济学教授Yunus创始，2006年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孟加拉乡村银行的运行机制：

第一，针对农村贫困家庭或小作坊提供信用贷款，不以赢利为目的；

第二，以团体为单位（几个家庭自发地形成团体）；

第三，成员之间互相承担连带责任，一人违约，其他人受牵连；

第四，贷款主要针对女性发放（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

第五，贷款分期逐步偿还；

第六，利率水平一般较高（成本高）；

团体贷款能够解决的问题：逆向选择+道德风险：Peer Pressure

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银行无法甄别贷款者的信用或者投资项目的风险；村民之间却比较了解；贷款后银行无法直接监督贷款的使用过程；村民之间可以互相监督；高利率将高利贷挤出，将有限的资金贷给了真正需要者；

其他财政扶贫措施：

移民、劳务输出、定点挂钩扶贫、与贫困地区交流干部和人才、希望工程等；

扶贫政策中的政策争议及相关问题（目标瞄准机制、资金效率、效率与公平）

过于25年里关于缓解贫困的政策争议：到底是通过市场推动经济的增长，并使财富逐渐转移到穷人身上？还是通过大规模的、直接的政府干预来帮助穷人？

众多研究都发现贫困指标的下降往往与高速的经济增长有关。一般来说，通过经济增长帮助穷人的最重要方式，就是增加他们能够得到有生产力的就业机会，包括在农场和城市非正式部门的自我雇佣机会。因此，使得穷人能够被纳入经济增长的轨道对于缓解贫困是非常关键的。但是，有一些穷人因为很多原因却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之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就是资本市场非常不完善会使得那些技能水平较低、又没有资产的穷人难以逃脱贫困的命运。经济增长过程本身的性质也可能带来问题，比如，当存在规模经济时，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存在的集聚向心力可能会使资源流出落后地区，进而强化了区域间的不平等(Budhan and Udry, 2002)。

但是，在考虑政府干预时，还必须考虑另外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Okun (1975)在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中，将政府对穷人的再分配描述为一个有漏洞的篮子把钱由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

较富的借贷者往往得到了那些本应该由穷人获得的贷款补贴，往往发生的情况是价格过低的贷款导致低效率的资本使用。通过政府或准政府机构所进行的信贷管理往往降低人们明智投资或迅速还贷的激励；通过建立政治关系来赦免欠债以及寻租的行为越来越普遍。在有些国家，贷款分配方面存在的政治庇护使得整个金融体系变得非常脆弱(Budhan and Udry, 2002)。

对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评价

朱玲和蒋中一(1994)分析了“以工代赈”对缓解贫困的影响，他们认为“以工代赈”政策把救济、增长和发展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以劳动力密集型技术为特征的该政策发挥了贫困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有助于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同时增加贫困者的就业和收入。

Fan等(2000)研究了农村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的关系，他们的结果表明：政府在教育上的支出对贫困减少具有第一重要的作用，对生产增长具有第二重要的作用，政府在研究与推广上的支出对农业增长具有第一重要的作用，对于贫困减少具有第三重要的作用，而在农村电讯上的投资对于贫困减少具有第二重要的作用，对于农业增长具有第三重要的作用。

Fan等(2003)的研究发现，在众多的政府投资中，扶贫贷款对缓解贫困的作用最小，他认为政府的反贫困项目之所以对减轻贫困的效果一般都非常小，主要在于其目标瞄准机制的低效率以及对资金的错误使用。

他们的另一个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农业研发、灌溉、农村教育、基础设施等提高生产的投资不但对农业生产具有贡献，而且还能够减轻贫困和降低不平等(Fan等，2002)。

Jalan和Ravalion(1998，2000)将总贫困分解为暂时性贫困与慢性贫困，并批评说中国政府的扶贫措施更强调对抗慢性贫困而不是暂时性贫困，他们认为开发式扶贫措施有助于慢性贫困，但对于暂时性贫困无能为力。

中国的农业增长对于降低贫困真的更重要吗?

世界银行对于中国农村贫困下降的经验总结

World Bank（2001）认为：由于农业收入构成了贫困人口的收入主体，农业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影响了中国的贫困发生率，在那些农业增长速度缓慢的地区，贫困减少的速度就慢，而在农业发展速度迅速并能够赶上其他产业的发展速度时，贫困减少的速度就快；

Ravallion and Chen（2004）和Montalvo and Ravallion（2009）也认为，就降低农村贫困而言，农业部门的增长远比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重要；

Ravallion（2008）对比了中国降低农村贫困的成功和非洲的失败，总结出两点来自中国的经验：第一，小农户生产率的提高很重要，而这又需要基于市场的激励和来自政府的公共支持；第二，强有力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一套高效的公共管理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对世界银行总结经验的反思：

1、只关注了农业增长对于降低农村贫困的直接效应，没有考虑其他产业的间接效应；还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的支持；

2、还有研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论点，例如CSLS（2003）认为工业部门生产率的增长比农业部门生产率的增长对降低农村贫困更重要；

3、世界银行的这个总结可能只适合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如果中国经济发展在1990年代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则基于1990年代数据的研究则具有新的意义；

4、现有文献大多只利用宏观数据展开研究，或者只能利用指标比较粗的农户截面数据进行研究，这会掩盖很多重要信息，在利用农户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的情况下，则可能揭示出更加丰富和有意义的结果；

农业增长对于降低中国农村贫困有多重要？

1、农业对于GDP增长率的贡献并不大

2、农业增长对于降低农村贫困并不显著：来自宏观数据的证据

3、1990年代农业生产的净收益非常低：来自微观数据的证据

4 、非农收入的增长对于降低农村贫困更重要

总结：

1、PUZZLE

中国的农业增长、农业纯收入增长并不好，但是农村贫困降低迅速；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并没有农业的腾飞，但经济却高速增长，贫困显著降低

中国违背了资源比较优势，在缺乏资本的情况下却要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

2、中国的耕地和资本都比较稀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优先发展附加值比较低的农业显然不利于经济腾飞。

3、中国农村贫困的降低主要的还是来自于结构转变中的农村贫困人口有机会参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分享的最重要途径是移民进入城市或者在非农部门就业和生产；在这个发展道路中，我们发现中国降低贫困的道路并非主要通过推动农业增长实现，而是通过优先将有限的资本或资源投入到工业部门中去，并反过来以工业部门（以及第三产业）的壮大来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和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特别地，中国的贫困农户能够和非贫困农户一样分享到工业化的好处，这一点正是中国降低农村贫困的经验的关键经验，而这一经验也是今后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反贫困战略必须重点考虑的因素。

4、必须让全体居民都有机会平等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收入差距与中国的状况

不平等的度量

度量不平等的基本准则

假定社会有n个个体，用下标i代表每个人，i=1, 2, ……, n。一种收入分配是描述第i个人得到收入是多少：(y1, y2, ……, yn)

1、匿名准则

群体中个体的收入互换对不平等程度的判别没有影响。

I=I(y1, y2, ……, yn)，I不受{1, 2, ……, n }收入分配(y1, y2, ……, yn)的影响。

2、人口准则

整个人口成倍增长，收入也成倍增长，不会改变不平等的程度。人口规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个不同收入水平上人口的比例。

I(y1, y2, ……, yn)= I(y1, y2, ……, yn; y1, y2, ……, yn)

3、相对收入准则

收入的相对值有意义而绝对值却没有意义，如果在一种收入分配模式上将所有人的收入都增加或减少同一个比例，那么不平等的程度不变。

I(y1, y2, ……, yn)= I(ay1, ay2, ……, ayn)

4、达尔顿准则(Dalton, 1920) 或者庇古-达尔顿准则

设(y1, y2, ……, yn)是一组收入分配，考虑其中两种收入yi和yj，yi≤yj。将收入从“更富裕”的个体转移到“更贫困”的个体，我们称之为累进性转移(progressive transfer)；反之，我们称之为累退性转移(regressive transfer)。如果一个收入分配是由经过一系列的累退性转移后，那么它的不平等程度会增加。

I(y1, y2, …, yi, …, yj, ..., yn)<I(y1, y2, …, yi-Δ, …, yj+Δ, ..., yn)，

其中yi≤yj恒成立。

5、洛伦茨准则

如果一个分配的洛伦茨线上的每一点都落在另一个分配的洛伦茨曲线的右侧，后者比前者更加不平等。

五个准则之间的关系：当且仅当一个不平等度量同时满足前四个原则时，它也就满足洛伦茨原则。

达尔顿准则与洛伦茨准则的关系：

洛伦茨曲线的交叉

从一个分配到另一个分配，既有“累进转移”，也有“累退转移(regressive transfer)”，无法运用上述五个原则判断哪个更不平等。

6、转移支付敏感性准则

这个原则试图比较收入分配低端的累进性转移支付和收入分配高端的累退性转移支付。他们认为：如果两种转移支付的数量相同，那么前者的效应应该比后者要更大。

不平等程度的度量方法

有m种不同的收入，在每个收入等级j里，有nj个个体。所以，总人口n就是$\sum^m_{j=1}n_j$。收入分配的均值μ等于总收入除以总人数。因此：

\[\mu = {1\over n}\sum^m_{j=1}n_j y_j\]

1、值域R

最富的和最穷的个体的收入差除以收入均值就得到值域R，它与度量收入的单位无关：

\[R={1\over \mu}(y_m-y_1)\]

这是一个相当粗的指标，没有考虑到介于最穷和最富的那一部分人，比如由第二穷的人向第二富的人进行的转移支付不会引起这个指标的变化，因此它不满足庇古-达尔顿准则。但是，当缺乏关于收入分配的详细信息时，它仍然有用。

2、库兹涅茨比率

这个比率代表最穷的20%或40%的人口或最富的10%的人口所获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更一般地，它是最富的x%部分人的收入与最穷的y%部分人的收入的比例，其中x和y代表例如10、20、或40这样的数字。

这一比率实际上是洛伦茨曲线的一部分信息，它的特点与值域相似。

3、平均绝对离差M

把所有收入与平均收入的距离都计算出来，把它们加总，然后再除以总收入，从而把不平等表达为作为总收入一部分的平均离差：

\[M={1\over \mu n}\sum^m_{j=1}n_j|y_j-\mu|\]

这是一个考虑了全部范围的收入分配信息的指标。但是它对庇古-达尔顿准则不敏感：比如两个收入yj和yk，它们都高于平均收入，从其中一个较低的收入，比如说yj向另一个较高的收入yk进行一个转移支付。如果这个转移支付足够小，并使得两个收入在转移支付后仍然高于平均收入，那么在距离平均收入的绝对差距总和方面没有任何变化，平均绝对离差也不会变化，因此就违背了庇古-达尔顿准则。

4、变差系数C

避免平均绝对离差不敏感的一个办法是赋予距平均值较大的离差以更高的权重，变差系数就是用标准差除以平均值：

\[C={1\over \mu}\sqrt{\sum^m_{j=1}{n_j\over n}(y_j-\mu)^2}\]

这个指标总能够满足庇古-达尔顿准则。

5、吉尼系数G

把所有的收入对取差，然后加总所有的绝对差距：

\[G={1\over 2\mu n^2}\sum^m_{j=1}\sum^m_{k=1}n_j n_k|y_j-y_k|\]

吉尼系数恰好是洛伦茨曲线与45度线之间的面积与45度线以下的三角形面积之比。

这个指标同变异系数C一样，总能够满足庇古-达尔顿准则。

6、泰尔(Theil)指数

泰尔指数来自信息理论中的熵这一概念，信息熵的基本观点是一个事件的发生与预期结果差异越大的话，在计算熵的时候它应该得到更大的权重，而那些与预期结果差异不大的事件应该得到更小的权重。这一指数从事件的各种结果中捕捉期望信息的内容,并给它们施加权重，而它们的权重则又依赖于它们各自发生的概率。

用y=y(y1, y2, ……, yn) 表示一个包含n个个人的群体 , 则Theil 可以写为:

\[T(y;n)={1\over n}\sum_i {y_i\over \mu}log{y_i\over \mu}\]

其中$\mu={1\over n}\sum_i y_i$

不平等程度度量结果分解

1、吉尼系数的分解(Rao, 1969; Pyatt, 1976)

假设一组家庭有三个收入来源：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收入，如果我们把这一组家庭看成是一个经济体，那么这些不同的收入之和也是这些家庭的收入之和。我们可以把这一组家庭的每一种收入来源都计算一个成分吉尼系数($\overline G_i$)，也可以把这一组家庭的总收入计算一个总吉尼系数，然后，总成分吉尼系数就能够写成成分吉尼系数的一个加权平均数，权重由不同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phi_i$)来决定：

\[G=\overline G_1 \phi_1 \overline G_2 \phi_2 \overline G_3 \phi_3\]

Fei, et. al. (1978)的研究则表明，某个成分吉尼系数($\overline G_i$)等于总吉尼系数($G_i$)乘以一个相对相关系数($R_i$)：

其中

\[R_i={cor(Y_i,\rho)\over cor(Y_i,\rho_i)}\]

$\rho$表示每个家庭的总收入在这组家庭的总收入中的排序；

$\rho_i$表示每个家庭的某种收入在这组家庭的该种收入中的排序；

2、Theil指数的相加可分解性

\[\begin{aligned} T ( y ; n ) & = T \left( y ^ { 1 } , y ^ { 2 } , \ldots , y ^ { G } ; n \right) \\ & = \frac { 1 } { n } \sum _ { g } \sum _ { i = 1 } ^ { n _ { s } } \frac { y _ { i } } { \mu } \log \frac { y _ { i } } { \mu } \\ & = \sum _ { g } \frac { n _ { g } ^ { n _ { g } } \mu _ { g } } { n _ { \mu } } T \left( y ^ { g } ; n _ { g } \right) + \frac { 1 } { n } \sum _ { g } n _ { g } \frac { \mu _ { g } } { \mu } \log \frac { \mu _ { g } } { \mu } \end{aligned}\]

3、其他具有相加可分解性的度量指标

\[\begin{array} { l } { I _ { c } ( y ) = \frac { 1 } { n } \frac { 1 } { c ( c - 1 ) } \sum _ { i } \left[ \left( \frac { y _ { i } } { \mu } \right) ^ { c } - 1 \right] , \quad c \neq 0,1 } \\ { I _ { 0 } ( y ) = \frac { 1 } { n } \sum _ { i } \log \frac { y _ { i } } { \mu } , \quad c = 0 } \\ { I _ { 1 } ( y ) = \frac { 1 } { n } \sum _ { i } \frac { y _ { i } } { \mu } \log \frac { y _ { i } } { \mu } , \quad c = 1 } \end{array}\]

不平等与经济增长

Kuznets倒U型曲线(Reversed U-Shape Curve)

不平等的度量指标=某国最富的20%人口的收入份额与最穷的60%的人口的收入份额之比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可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一些。

Kuznets (1955, 1963)和Oshima (1962)提出了关于经济发展的一个假说：用人均收入衡量的经济进步，最开始将伴随着不平等程度的增大而增大，但随着经济发展的好处逐渐扩散到更多人的时候，这些不平等将会最终消失。它也被称为“倒U型假说”。

拉丁效应

大部分不平等程度较高的中等收入国家在拉丁美洲，它们比诸如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则要富一些，但是比韩国、台湾地区要穷，这两组亚洲国家或地区的不平等程度要低于拉美国家，也许我们所获得的倒U型曲线只是由于拉美国家正在中等收入水平上：所以，可以把它成为“拉丁效应”。

在截面数据中所看到的倒U型关系来自于中等收入国家不平等程度较高这个事实吗？是不是因为中等收入国家大部分为拉美国家，而拉美国家又由于其他的结构性原因而使其不平等的程度较高（例如在拉美国家，土地持有从历史上就非常不平等，很少或没有最低工资法案，政府政策对不平等问题也不敏感）?

Deininger and Squire (1996b)为数据中的每个拉美国家都添加了一个虚拟变量，用来捕捉作为一个拉美国家本身不平等程度的重要性。结果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倒U型假说就不再成立了。回归系数的符号与倒U型假说所预测的相反，而且从统计上看也不显著。这就意味着各国或地区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可能给我们创造了倒U型关系的幻觉，而实际上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当分别研究每个国家时，有一些证据表明，在那些有长期时间序列资料的国家有U型关系：其中包括美国、英国和印度。

刘易斯模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的分析

假设：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实际工资水平固定。

1、随着发展的出现，不平等最初会加剧，然后会消失，与Kuznets对于实际发生的情况的概括相一致。

不平等最初加剧的原因：资本家的收入比重会随着资本主义部门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当不断增长但总数仍然不多的劳动者从最低的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转移到资本主义部门工资水平时，劳动收入分配内部的不平等在早期阶段也会加剧。

发展早期阶段不平等的加剧，在剩余劳动力被现代部门的就业最终全部吸收之后，会有力地向反方向运动。在新的转折点上，劳动力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需要进一步增长，便会使实际工资上升，以吸引劳动力从边际使用中解脱出来。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不仅有不平等的最终下降，而且还有贫困的降低。

2、不平等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增长的原因。

向高收入阶层倾斜的收入分配，将有助于增长，因为利润获得者们节俭储蓄以求得到扩展企业的资金。他们的收入越多则投资越多，这些人的出现和投资对于增加生产力和产出增长是最根本的。在劳动力剩余的国家中，10%的人口要占有40%甚至更高的国民收入。当富足者的储蓄更多时，便会产生增长，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边际储蓄倾向提高了，而在于收入总额中他们所占的绝对量和份额上升了。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现代化部门的增长，收入中利润比重上升了，而同时工资却维持不变。

3、对收入进行“早熟”的再分配，还会造成抑制经济增长的风险。

在李嘉图的理论中，任何使城市工资提高的因素都将减少利润，从而减少储蓄、投资，并使经济增长放慢。包括相对于制造业产品价格而言的食品价格的上升，以及工会的讨价还价，或者政府通过立法行为使现代化部门工资增长等因素，也许会具有这样的结果。但是这种做法会一无所获，因为在贫困国家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供再分配。如果人们等待发展按规律进行，每个人都将会赶上受益。暂时不平等的加剧，是为有所获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对刘易斯理论的质疑

A、资本家是节俭的还是奢侈消费的？

B、如果资本家是节俭的，他们是在国内投资还是到海外寻求更高的回报率？

C、可以使用从发达国家进口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并且技术并不适用于贫困的劳动剩余经济的要素禀赋时，资本主义部门吸收劳动力的速度有多快？

D、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是否能够等待积累过程产生作用，等待增长的利益最终能惠及到全社会？或者涓流效应是否会自动产生效果？

涓流效应一定会起作用吗？

如果经济增长足够快，政府也不去采取措施改善经济不平等，经济发展的结果将最终传递到穷人身上，因为对于他们所能提供的（往往是非熟练劳动力）投入的需求将会增加。

1、穷人无法参与“富人俱乐部”

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经济上比较富裕的人将会保护他们自己的生存，并维持其相对优越的经济地位，富人会对产品及投入创造需求，而这些产品和投入也只有这些富人才能供给，而穷人则往往是无法供给的(Ray, 2002)。

2、地方政府形成“攫取之手”

由于中央政府的信息劣势，既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不能解决地方层面“软件性”公共品提供的质量和数量，而地方性的信息和监督在这方面会有所收益，所以，中央政府会利用地方政府的这一信息优势让其提供地方性的公共产品，同时地方政府也有激励提供更多更好的地方性公共产品，这使得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和吸引内外资而展开竞争(Hirschman，1970)。但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应该适当引入“呼吁(voice)”的机制来改进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治理，否则地方政府的行为很有可能从前期的“援助之手”变成“攫取之手”，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政府会更容易与地方性的有势力的利益集团合谋或者被他们“俘获”。而地方政府的作用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地方经济平衡的发展的重要作用是勿容置疑的。

3、转型中“权力被俘获”

社会学家围绕着市场转型对于社会分层的影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是：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权力(Power)是转移的还是持续的，精英是再生的还是循环的。他们提出了两种观点：“权力转移/精英再生”论 (Szelenyi, 1978; Nee, 1991, 1996)和“权力持续/精英循环”论(Rona-Tas, 1994; Bian and Logan,1996)，前者认为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原有的权力会发生转移，社会精英会从市场转型过程中再生出来，而后者则认为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原有的权力会持续下去，并通过操纵新生的市场力量来获得回报。

Knight 和Yueh (2002)对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发现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在私有部门的回报率高于国有部门，这说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点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支持“权力持续”论。

权力的“世袭”

《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6》：权力的不平等会形成将权力、地位和财富的不平等永久化的制度，这种情况通常也不利于长期增长所依赖的投资、创新和冒险。良好的经济制度在根本上是公平的；社会要繁荣，就必须创造促使绝大多数人口进行投资和创新的激励机制。但是，要出现这样的公平的经济制度，必要条件就是权力分配不存在高度不平等，并且对公职人员行使权力进行制约。国家间对比数据的基本规律以及历史记述都表明，那些走上持续繁荣的制度化道路的国家，是因为政治影响力和权力平衡的公平度增加，才走上了这种制度化道路。

收入不平等的隧道效应

一个例子：在一个同向双车道上发生了塞车，当右边车道上的车开始移动的时候，左边车道上的司机的心情可能会变好，他们会想：前方的阻塞已经结束了，自己很快就可以移动了。但是，如果旁边的车道一直往前开，自己所在的车道始终没有移动，那么司机的心情将一定会变得非常沮丧甚至暴跳如雷。

隧道效应：由于其他人经济地位改善而导致的个人效用增加（以及因此而对更高的不平等程度的容忍程度的增加）称为隧道效应。

异质社会：不同集团的人认为他们的命运之间没有什么联系，甚至认为本集团的命运与其他集团的命运负相关，对于扩大的收入差距将难以容忍，比如墨西哥1968年的Tlatelolco学生大屠杀。

同质社会：人们之间的偏好及境况类似，对扩大的收入差距容忍程度高；

隧道效应假设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教训：如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被认为是两个主要的发展目标的话，那么发展战略的设定就必须考虑该国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如果给定国家的社会结构的隧道效应微弱，即对于不平等的容忍程度低，那么“先增长后分配”的战略就不太可能获得成功。即使在最开始阶段隧道效应很强，如果统治集团和政策制定者对于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减少的这些效应不敏感的话，也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的过程。

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渠道

1、初始的不平等对后续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利影响

Alesina and Rodirik (1994)研究了初始的不平等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回归系数表明：代表土地持有不平等程度的土地基尼系数对于人均收入增长的作用显著为负，即使考虑了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间的结构性差异之后，这些结果依然成立。

2、影响社会储蓄率

不平等—总储蓄率—经济增长

一种观点：收入分配方面适度的或高度的不平等会使得财富积聚在那些愿意储蓄和投资的人手中，因此，它将提高储蓄率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

边际储蓄倾向递减：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将会增加总储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边际储蓄倾向递增：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将会减少总储蓄，从而抑制经济增长

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的储蓄行为是什么样的？储蓄与收入间真正的关系可能要比边际储蓄倾向递增或递减要更复杂：

消费行为：

第一、维持生存的需要：食物、衣服、住房

第二、对未来的希望和储蓄：希望未来获得更好经济生活的中产阶级为了子女的生活改善而努力储蓄；而富人的为未来的希望而储蓄的效应将逐渐变小。

第三、炫耀性消费：发展中国家的超级富人模仿发达国家的超级富人的消费水平，他们的平均储蓄率可能反而更低，边际储蓄倾向也很低；

贫困社会中毁灭性的双重约束：贫困和不平等会非常自然地促进政府采取平均主义的政策，但又正是这些政策降低了储蓄率，并最终降低了经济增长率。

对于中等收入国家：如果中产阶级的边际储蓄率高于富人或穷人的边际储蓄率，高度的经济不平等可能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所以，再分配政策会使总储蓄上升，因为这样做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并且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中产阶级。

3、不平等会影响财富的重新分配（税收）政策

不平等—重新分配原有财富—经济增长

不平等—针对财富增量征税—经济增长

一般而言，重新分配财富需要强烈的政治意愿，以及执行政策的基础；所以，政府一般会采取对投资收入这个增量进行征税，而不是采取一次性的总付税政策。高度的不平等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因为这样的不平等会增加再分配的政治需求，而这种需求只能通过对财富的增量，而不是对现有财富征税才能得到满足。但是，这种税收会降低投资回报率，从而减少积累财富的激励，因此会降低经济增长率(Persson and Tabellini, 1994; Alesina and Rodirik, 1994)。其道理很简单：一次性总付税和投资收入税都有减少消费的收入效应，但是对于投资收入征税还有另一种价格效应，而这种价格效应会降低储蓄和投资的回报率。

中国：出台物业税还是提高（或出台新的）所得税？

4、对商品的总需求增长不利

不平等—总需求的构成—经济增长

5、加剧资本上场上的信贷约束

不平等—资本市场不完善导致信贷约束—经济增长

第一、信贷市场的不完善，企业家需要获得贷款，但是由于缺乏资产做抵押，可能无法获得贷款，这样就会影响缺乏资金的企业家选择职业或投资；

第二、当前工资率也会影响企业家能否进入信贷市场。如果工资水平低，作为一个企业家获得的利润就会比较高，企业家希望获得贷款去做生意就会变得容易，因此贷款所需要的最低财富门槛应当下降；

6、不利于人力资本投资

不平等—人力资本投资受限—经济增长

第一、信贷市场不完善，低财富水平阻止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具有特殊性——获得后不能转移或作为还贷时的抵押品——在为积累人力资本进行借贷时，穷人受到的约束甚至更严厉。

第二、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可能一方面有世界水平的教育和研究力量，而同时投入初级教育资源却少得可怜。可以肯定的是，教育水平上的不平等将反馈并强化不平等状况的初始差异，并导致多种可能的发展路径：一种是高度不平等，初始教育水平低，低效率市场运作结果；另一种是不平等程度低，初级教育普及，社会上不同组别的人群教育回报率趋向平均，并且逐步提高了效率(Ray, 2002)。Okun (1975)在研究美国的情况时也指出：由于信贷约束，人力资本无法充分积累确实是“美国经济中最严重的低效率现象”。

不平等及其决定因素：中国的状况

收入持续增长的巨大成就似乎是通过加大不平等来实现的

中国农村地区内部的不平等

对于农村内部收入差异及变动的解释有四个角度：

一是农户在非农产业与农业之间就业机会的差异以及二者之间劳动报酬率的差异；

二是地区分割引起的地区收入差异；

三是农村财产分配的影响作用；

四是现行税费制度的累退效应。

农户非农收入份额的不断增加，同时农户之间非农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等，自然造成了农村内部不同农户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对农村个人总收入的基尼系数的分解分析表明，虽然1988-1995年期间个人总收入的差距有明显扩大，但是各项收入构成的分配差距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比如1988年个人工资收入的集中率为0.71，1995年略有上升到0.74；家庭经营收入基本保持在0.28的水平不变，这表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及其扩大主要来源于各项收入构成的变化，变化的背后则是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

非农收入的快速但不平衡的增长是导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教育是影响个人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其重要性越来越大；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劳动力居住的地理位置变量。

李实、魏众（1999）的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对整个农村的收入差距的缩小起到微小的作用，在一些发达地区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却起到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这是因为在富裕地区外出劳动力主要来自于一些低收入家庭，而在贫困地区则主要来自中等偏上的收入家庭。

农户财产的积累有助于收入的增长，财产分配的不均等也有助于产生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农村土地分配的均等化实际上是导致农村内部农民农业收入分配均等化的主要因素。然而，农户之间金融资产的分布的不均等程度要高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农村内部的税收再分配政策基本是无效的,而且成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因素。各种税费的征收基本上或者是按人头分摊，或者按照土地面积征收，其结果往往是穷人和富人缴纳大致相同的税费额，但是不同的税率。对穷人来说，税率是高的；而对富人来说，税率是低的。也就是说农村税费具有很强的累退性质。

中国城市地区内部的不平等

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所以它对于收入分配的效应是不可低估的。赵人伟、李实（1999）的估算表明，1988年非国有部门职工收入的基尼系数比国有部门高出6.4个百分点，1995年，前者仍比后者高出6.4个百分点。

城市部门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加速了企业的破产、停产和职工下岗分流的过程，从而导致部分职工的收入下降，引起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

1988年和1995年的调查数据表明，当个人总收入被分解为职工工资收入、职工工资外收入等8个分项收入时，几个主要分项收入在总收入中的相对份额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然而，它们的分配不均等程度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城镇内部不同行业和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

财产的积累过程也会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的影响。90年代，金融资产在城镇居民之间的分布的不均等程度大大高于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

中国城乡间的不平等

魏尚进等(Wei and Wu, 2001)用中国100个左右的城市数据考察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并认为经济的开放并不象人们从总体数据上所感受到的那样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恰恰相反，数据显示开放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他们的数据只包括了那些有农村辖区的城市，因此得到的结论可能难以一般化。

陆丁使用城乡人均消费比来度量收入差距，并且发现：(1)城乡消费差距在1990年代有扩大的趋势，但在1990年代的后半期，这一扩大趋势有所减缓；(2)更高的人均GDP水平意味着较低的城乡消费差距，而且这一关系在1990年代有所加强，这隐含着大多数省份都已经度过了库兹涅茨曲线的第一部分；(3) 限制劳动力的城乡流动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4)地方治理的效率(以人均消费/人均GDP之比的变化率为代理变量)与城乡消费差距及其变化都显著负相关(Lu，2002)，劳动力市场的扭曲被认为是形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陆铭和陈钊(2004)发现，除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90年代中期以外，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是扩大的，他们认为，这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总体上带有城市倾向有关。由于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和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城市居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受益更多。他们证实，城市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由于城乡间的户籍管理，城市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受到了限制。在户籍制度管理下，较富的农村居民拥有更多地转变为城市居民的机会，于是，一个地区的累计外来人口比重越高，该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越大。此外，他们还发现，经济的开放、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政府从经济活动中的退出以及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都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支持农业财政支出比重和农业贷款比重在各地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因此，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真的导致中国犯罪率上升了吗？

A、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与犯罪率的上升具有因果关系吗?

第一、中国是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为什么生活在城市社会的人变得更富有会使得远在农村社会中的农民更多地走向犯罪呢？

第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可能会增加侵财犯罪，但未必会使整体犯罪率上升；

第三、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吸引更多民工进城并增加民工收入，从而起到降低犯罪激励的作用；同时它还能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进而降低犯罪激励；但是为什么农民工进城(导致流动人口增加)反而增加了犯罪?

B、农民工进城导致流动人口增加会更倾向于犯罪吗？

a、1994年左右出现民工高潮，但是并没有带来犯罪的高潮；

b、2000年左右中国出现犯罪率的跳升，但是民工进城的数量在此时并没有出现跳升；

c、农民工进城一方面可能会增加了城市里的犯罪，但是同时也可能会减少农村地区的犯罪，净效果如何我们并不清楚；

d、民工进城后收入水平显著上升，为什么会更多地走向犯罪呢？

C、什么才是中国犯罪率上升以及“第五次犯罪率高峰”的根本原因？

本文认为：中国犯罪率的上升，特别是 “第五次犯罪高峰”的出现，与1990年代城市部门的改革而导致的城市失业率上升有关，特别是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导致部分城市居民的“铁饭碗”被打破以及1990年代中后期城市失业率的增加。一方面，部分失业的城市居民可能会走向犯罪，另一方面，促使地方政府采取对民工更加严厉的歧视性就业政策，以保护城市居民的就业，这种城市倾向的就业政策使得民工失业替代了城市居民失业（一种“挤出效应”），失业的民工更脆弱，所以更容易走向犯罪。

城市失业率上升增加犯罪的影响机制：

a、直接效应：部分失业的城市居民因为福利水平的下降可能会直接走向犯罪，从而直接增加中国的犯罪率；

b、间接效应：

城市失业增加→地方政府出台更加严厉的措施限制民工就业→民工失业替代了城市失业(“腾笼换鸟”)→失业后的民工没有任何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城市生活费用、城市政府征收的管理费、交通费、在城市缺乏社会网络的帮助）而更具有脆弱性→更倾向于走向犯罪→增加中国的总体犯罪率

为什么失业后的民工更加脆弱并更容易走向犯罪？

a、城市失业居民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但是民工失业后没有任何最低生活保障；

b、城市失业居民仍然能够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96-06)，政府和（或）企业为其支付“三金”，继续享有医疗、失业和养老保险，而民工则没有；

c、城市部门对民工征收各种管理费，使得失业的民工雪上加霜；

d、社会网络主要在农村，进入城市后，一旦失业，能够得到的帮助或支持并不多；

e、城市里的生活费用更高，失业后不能创收反而还得支付大量费用；

总结及政策建议

1、90年代中国城市部门的改革释放了大量的城市失业，一方面会直接增加城市犯罪，另一方面促使城市政府从20世纪末开始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限制民工就业，使得民工失业替代了城市失业；失业后的民工更具脆弱性，从而导致“第五次犯罪高峰”的出现；

2、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导致了中国的犯罪率上升；

3、本文无法甄别民工失业和城市失业分别对犯罪率的影响；

政策建议：

a、增加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

b、取消城市政府的歧视就业政策，促进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c、建立全覆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医疗保险制度；

d、取消城市政府针对民工的各种收费制度，以免对失业民工雪上加霜；城市管理或扶持的对象应该是失业的“流动人口”，而非全部“流动人口”；

降低犯罪的主要责任应该在于城市的劳动就业部门，而不是城市的公安部门。

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与资本收入占比的上升

GDP=劳动者报酬+资本回报

一个新的理论解释：“A War for Capital”

1、前提条件：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世界第一大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资源禀赋的基本特征是：资本极其稀缺，劳动力大量剩余

2、制度约束：GDP竞标赛

财政分权体制下，财权上收中央，事权下放地方，各级地方政府通过促进GDP增长以获得晋升；

3、地方政府的行为：重资本、土地—轻劳动力

A、要想促进经济增长，就得依靠投资，各级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都在积极地“招商引资”，因为只有“招商引资”才能给地方政府带来税收和经济增长；

B、简单劳动力对于地方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贡献：

首先，低工资水平决定了他们几乎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对地方财政没有税收贡献；外资“二免三减半”
其次，简单劳动力富余，因此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很小，远远小于资本的边际贡献；

上述力量的对比，决定了地方政府“重资本、轻劳动力”，当出现“劳资冲突”时，地方政府会以牺牲劳动力的利益为代价换取资本；

C、“以土地吸引资本”+“土地财政”

首先，以廉价或者0地价吸引资本进入；

其次，低价征收农村土地，高价出售为住宅以及工业用地，获得税收；

4、即使没有地方政府行为，也会出现劳动占比下降

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低技能、低教育，在“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到来之前，工资水平不会显著上升；

在工资水平不上升的前提下，资本的扩张不但不会带来资本的边际回报递减，而且资本的扩张雇佣剩余劳动力能够带来规模报酬递增，递增的报酬部分则为资本所有者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