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经济制度思想史

宋代, 市场经济, 开放, 明清, 腐败, 西汉, 货币经济, 重农抑商, 隋唐, 集权

201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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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更替与官府控制下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内部市场经济秩序的周期性的蕴生、成长与衰退

文章目录

1. 明代之前王朝更替皇权专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周期性的兴衰
2. 从明初的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到明朝中后期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衰

中国市场经济

文景之治：42年；两宋319年；万历—嘉靖98；康熙—嘉庆78

上海崛起的原因：地理位置；外国人带来了司法制度和商业制度；外国企业刺激了本国工业的发展；太平天国运动，江南富人（徽商）来到了上海，带来了资本（田契）

明代之前王朝更替皇权专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周期性的兴衰

中国统一后西汉时期的第一次工商业繁荣与禁榷制度和抑商政策的出现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司马迁就提出了与斯密在 18 世纪和哈耶克在 20 世纪所提出的市场秩序自发运行和扩展的理论。{例子}。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几乎表达了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著名原理同样的思想。更为可贵的是，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但阐明了市场自发运行和自发成长的基本原理，还明确告诉君主和政府，不要过多地干预市场运行，尤其是不要与民争利。在谈到文景之治时汉景帝用低税赋政策来刺激市场经济自发快速发展的历史史实时，司马迁又指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这说明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意识到市场交易是财富创造的最为有利社会机制安排。

可能正因为在远古时期中国人就意识到了市场贸易的好处，市场和商品贸易的自发扩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就比较发达。{**例证}。在中国上古时期，朝廷官府就曾对市场进行规制、管理并进行分类控制了，以致于可以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原来并不是 1978 年中国经济改革后才独有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一、文景之治

秦汉之交，中国经历了一段群雄争权、内外骚动、诸侯并起和民不聊生的时期。秦覆汉兴之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中国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统一后的第一次农工商业繁荣高潮。通过汉朝时期中国的统一，加上汉朝朝廷在鼓励农业发展的同时对工商业的发展也采取了较自由和宽容的政策，使得前汉时期工商业得到了很大发展。无为而治，清静守法，还废除了一些从秦代沿用下来的残酷的刑法。结果，就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 40 年左右的“文景之治”的盛世繁荣。在文景时期，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城市之间的商品远程交易已经相当发达，全国性的交通网络也已经形成。按照许倬云先生的研究，文景时期，汉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全国性的农业市场经济系统。另据一些国内外历史学家考证，在西汉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也开始自发萌生，甚至出现了在罗马帝国和汉时中国的远程贸易。另据赵德馨先生的研究，在西汉时期，朝廷政府在对外贸易上也采取了一个相对开放的态度和政策。{例子}。文景之治时期中国社会内部市场经济秩序的自发生成和扩展的历史史实似乎表明，在一种农耕文明社会中，如果政府不过渡干预和制肘市场扩展的自发力量，市场秩序也会大踏步地扩展——即使在秦汉时期已经基本走向“成型”的中华文化体系，市场经济秩序仍然能不断冲破各地和各种各样的“布罗代尔钟罩”，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和社会繁荣。

文景时期的农业以及工商业的繁荣，全国道路网络和市场交易网络的形成，也自然促进了中国当时的城市化进程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五都”。

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视角来看，西汉时期的冶金业、制盐业和铸币业都相当发达，中国的冶炼技术也已经非常高，工匠们用高炉炼铁的方法已经非常普遍。另外，在西汉时期，陶瓷、纺织、印染、酿酒、铜器和其它金属铸造业以及车船制造业就已经相当发达。这似乎也验证了一、两千年后斯密和哈耶克才发现的市场扩展秩序与斯密动态经济增长之间理论上的内在联系。

二、汉武帝改革

市场自发成长，民营冶金技术的进步，商业贸易的扩大，尤其是商人资本的集聚，也产生了一些令皇权专制统治者担忧的社会问题，在缺乏法治规制的传统社会的政治格局中，这些经济的自然成长和动态发展也使皇权统治者感到某些潜在威胁。在这种皇权专制社会体制格局下，市场自发扩展中的社会财富在少数人手中集聚，“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也就成了西汉王朝的继位皇帝打击富商巨贾，遏制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一个现实理由。汉武帝改革：第一，“均输平准”（统购统销的国营商业政策），盐铁官营， “禁榷制度”（政府垄断重要商品贸易）。第二，加重商人赋税负担，对民营工商业征收重税。第三，“出告缗令”。第四，通过不断改变币制的办法，使商人所积累的大量货币财富丧失或减少其价值。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种办法，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并加以各种形式的人身侮辱等。通过上述种种政策，“文景之治”培育出来的繁荣的民营工商业遭到了极大打击。对中国社会历史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作为其控制社会和确保朝廷收入来源的一个成功范例，汉武帝的禁榷和官营制度以及其他的抑商政策开了后期各王朝的先河，两千多年来，同类制度和措施被历代王朝所屡屡采用，从对中国社会内部市场经济的自发扩展和经济增长的斯密动态机制的形成，创生并沿存下来一种非常有效的束缚和制约机制。到这里，我们大致就能明白了这样一条道理，自秦汉以来两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之所以在一个农耕自然经济的水平上自我循环和“内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原来在于较早发展起来的强大皇权专制政治体制以及由皇权专制政府所强制推行的重本抑末的禁榷制度和官工业体制安排！

三、影响

汉武帝时期的禁榷抑商政策，首先对汉代中国的私营冶炼业的打击很大。其次，汉武帝时出于对外战争和和实施内政治理的需要，其推行的抑商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对商人进行各种搜刮。然而，汉武帝为填补财政空虚而进行的广泛搜刮，祸害不仅限于商人。算赋、口赋的增加，币制的改动，以及徭役的频繁，使各阶层的人民都深受其害。结果，汉武帝时期社会矛盾加深，经济一度衰退。国民经济的迅速恶化，导致人民纷起反抗，最后使汉武帝终于省悟到自己是在“袭亡秦之迹”。于是，在征和 4 年（前 89 年），汉武帝发表了著名的《轮台诏书》，“深陈既往之悔”，开始了“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汉书·西域传》）的富民政策，使他统治下经济社会形势转危为安，以致于“武帝时期是商业资本和商人势力发展的高峰，也是奴隶制商业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再次，汉武时期所推行的禁榷制度以及所采取的通过种种重赋税和没收财产等打击商人的措施和政策，一方面加大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使社会上难能存有挑战君权的经济力量，也在另一方面摧毁了以过去以城市为基础的工商业，使传统的手工业产业从此由城市转入农村。现在看来，汉武帝时期的这些打击城市工商业者措施和禁榷抑商政策的一个类似于某种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说的“路径依赖”式的重要历史影响是，传统中国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总是在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的轨道上自我内卷，城市工商业繁荣发展的为主体的经济模式一直难能在中国社会中自发形成。最后，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汉武帝时期朝廷所一度强制推行控制社会的王权专制政治以及在皇权专制政治下的多重抑商政策和措施，对中国历史发展更为严重的影响在于，自此建立了一种有效约束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扩展的政治机制。

在此以后的两千多年里，历代王朝几乎都屡屡采取这种禁榷抑商政策和制度。这一制度机制实际运作的结果，就是自西汉以来，中国经济一直遵循着这样一种似乎不可理解的历史逻辑兜圈子：通过军事起义推翻前一个腐败的王朝，建立另一个皇权专制王朝→采取轻徭薄赋的财政政策→商品贸易和市场经济在王权专制政制下的社会安定环境中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官员腐败，社会矛盾激化→朝廷政府管制社会和官僚体制的行政能力衰落→国家财政收入匮乏→对农民或工商业的税赋征敛加重→农民起义推翻一个王朝而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这种传统中国社会内在历史逻辑展开的一个外在历史结果，是中国市场经济秩序随王朝的政治周期和更替而发生了为诸多经济史学家所共同观察到的多次“巨大经济波动”。

从隋唐时期的社会动乱和官府对工商手工业的约束控制到宋代的市场经济的兴起

唐统一中国，结束了战争和剧烈社会动荡对经济的破坏。在政治统一和社会安定的社会环境中，中国的市场秩序才在一种开明专制皇权政制下有了一定的恢复，并获得了一定的成长空间，随即，中国社会经济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的高速增长时期，不仅农业有了迅速的恢复，商业贸易（包括国内和国外商品贸易）也有了很大发展。前唐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持续了约 120 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公元 742年），中国经济又达致鼎盛。然而，在盛唐的经济社会繁荣时期，唐朝最高统治集团开始腐败和挥霍无度起来，再加上社会富豪土地兼并加速，大量农民失地而变成了流民，社会矛盾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最后，到了天宝 13 年（公元 755 年），终于酿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

在中国经济、市场和社会发展史上，安史之乱显然是一件巨大的灾难性历史事件。它不仅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而且就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而言，则是一场浩劫。{例子}。更为悲惨的是，在安史之乱被平息下来之后，社会动荡并没有结束，接着的是军阀割据和各地藩镇相继称兵昌乱，以及继而发生的黄巢农民起义及其镇压战争，更使商品贸易几乎无法进行。中后唐到五代十国时期长达二百年左右的社会动乱，把盛唐时期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几乎破坏殆绝了。况且。这一时期的社会丧乱，是全国性的。

宋太祖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进行政制和军事体制改革，改变唐代藩镇拥兵制度，把全部军权集中掌控在皇帝手中，并在政治上进一步加强皇权专制。在经济制度建设和经济政策上，朝廷官府掌握着与国家经济命脉有关的部门和基础手工业部门，同时在也发展市场经济和商品贸易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市场不再官设，管理市场的许多市官也被完全撤销了。与唐朝相比，除一些政府垄断的手工业部门外，宋朝政府一般不再干预和管制其他行业商人的正当经营活动，从而市场也不再被限制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和狭小的范围之中。尤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自春秋以来一直到盛唐推行的开市时间，在宋代被取消，从而商人可以日夜进行交易活动。对于这一变化，傅筑夫先生评价道：“这样一来，多年来在商业经营上所设置的人为障碍都消失了，工商业者第一次获得了自由。这样的变化表面看来虽然只是市场体制上的一点变化，但是实际上乃是中国古代商业一次重大的革命性变化，简单说，这是一次商业革命，是商业和城市由古代型向近代型的转化”。

宋代商业和市场贸易空前的繁荣，也导致了采矿业、冶金业、工业制造业、纺织业、造船业、制糖业以及造纸业等官营和民营手工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另外，尽管从宋初朝廷就开始实行严格的榷茶制度，但是在整个市场经济繁盛发展的大社会环境中，宋代的茶叶产销也还是在王朝的专制管束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另外，宋代的冶金业也有很大的发展，从中我们也许能洞悉北宋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例证}。单从从宋代的市场扩展，技术进步和冶金业发展等方面综合技术层面来看，与 17 和 18 世纪欧洲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若，中国社会已经提早 600－700 百年就已经走到了社会学家所说的人类社会近代化的大门口。

宋代市场贸易的扩展和冶金制造业的进步，也自发和自然地深化了劳动和社会分工，促生了一些接近西方近现代以来才出些的工业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并产生了一些生产规模很大的企业，甚至出现了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官营或民营的手工工场。北宋时期工商业的空前繁荣，曾导致了像开封这样有 50 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的出现，还产生了成都、鄂州、建康、苏州、泉州等 10 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以及朱仙、汉口、湖口、清江、无为等等的非行政都市建制的商业大镇。宋代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以及工商业贸易所推动的商业大城镇的出现，也开始把全国各个经济区连接成一个网络。根据宋代市场经济秩序萌生、迅速扩展和工商业以及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这种势头和格局，日本中国史学家内藤湖南和一些国内学者所主张的“中国近世始于唐宋之交说”，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软弱的王朝，但是，一个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秩序却在南宋王朝政府控制薄弱的社会环境中自发地成长和繁荣起来。尤其是以临安（杭州）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发展，其繁荣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北宋时期的卞梁城，尤其是临安及其周边城镇的私人工商业的繁荣，已经远远超过北宋。按照朱伯康和施正康的研究，继北宋之后，在城市工商业、商品经济发展基础上，南宋的饮食行业和娱乐奢侈行业特别发达。在杭州强大的中心城市功能的整合带动下，南宋时期，在江南曾形成了一个较为发达的区域市场体系。在这以区域性的市场体系中，江宁（南京）府因作为江东路所治而相对独立，江南其它 6 府则成为两浙区域市场的核心带。以杭州为中心，苏州、越州（绍兴府）成为南北两翼次级中心城市，并以此为格局形成了江南地区商品粮、桑蚕丝织业、茶、盐、香料、药材、贵金属加工品、文房四宝等的市场网络。

著名美国世界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注意到了中国宋朝时期的商业、贸易和城市的互动的发展，以致于在他的《全球通史》中，斯塔夫里阿诺斯这么写道：“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这对整个欧亚大陆都具有重大意义。

随着江南城镇和市场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手工业行会和商业工会组织也有了很大发展，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这时出现了“市民阶级”。在南宋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十分发达。据童书业先生的研究，“宋代设立市舶司，管领海商”，除广州外，南宋时期还有杭、明、泉、密四州市舶司和其它管领海关的机关。当时中国的贸易范围，东至朝鲜、日本，南至南洋、东南亚各国和印度，西至波斯、阿拉伯诸国。从海外贸易的城市格局来说，杭州自北宋以来一直在江南集海港、运河终点、内河航运一身，从而在对内对外贸易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一些最近的历史和考古研究也发现，经由泉州而发展起来的海外贸易和造船业，当时也已经相当发达。

元朝军政合一的国家制度下中国货币经济的兴衰

在长年的战争中蒙古族征服者为建立其统治的战争，对中国社会的破坏是巨大的。几十年的征服战争中蒙古大军的残酷屠杀、奴役和摧残，使中原以及江南的大片领土上发展起来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受到了极大地破坏。

蒙古族入主中原后，采取了一种军政合一的国家制度，以军政管理国家，支配经济。另外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种历史现象是，在蒙古人征服金、西夏和南宋的战争中，蒙元军事首领均下令搜括工匠，把他们劫掠到元帝国官府的手工工场之中。结果，在元帝国建立起来之后，蒙元统治者几乎把全国的工匠都集中在官府手中了。在把全国的工匠都收罗到军政官府控制之下后，元代官府手工业也几乎包罗万象，从兵器生产，到日常用品生产，无所不有。许多经济史学家都发现，在元朝建立起来之后，自皇帝到各级贵族及其官吏，几乎所有生活需要，均从官府手工业中制造供应，而不是通过市场购买。因而，在元代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军政合一的官府经济管理体制，相应地私有市场经济的发展则受到了极大的压制和束缚。

在元朝建立的早期，尤其是在征服中原和江南地区的征战中，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商品贸易遭受到极大的破坏。元朝的政治统治稳定下来之后，官府的手工业垄断也自然产生了低效率，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元代民间市场秩序的扩展。然而，从各种历史资料判断，尤其是从《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描述中，我们现在可以判断，市场经济和民间手工业和商业还是在元帝国的军政一体化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强韧地萌生和发展。到了元朝中后期，中国东南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又恢复和发展起来，其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欧洲。{**城市}

在中国经济历史乃至世界经济史上，元朝帝国的一个可以称道的历史现象是货币经济非常发达。在元帝国建立之后，朝廷政府在全国普遍推行和使用纸币。这样大范围地广泛使用纸币，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货币的统一，加上蒙古大帝国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广阔统治疆域这一条件，也使得元帝国中后期的国际贸易非常发达。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元朝政府还对各国商人来华经商提供了一定的保护措施，并予以鼓励。{**马可波罗记载}。

中国元朝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的历史轨迹表明，即使是在一个军政统一的专制政府的统治下，只要没有战争和大的社会动乱，只要官府稍给民间一定的市场交换和商品贸易空间，市场经济秩序仍然能在一个十分艰难的社会环境中顽强地自发生长起来。然而，元朝军政合一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的市场经济的艰难成长，很快又为中国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社会灾难所打断了。元末明初的农民起义和战争，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又造成了新一轮的破坏。从经济因素来分析，元朝的灭亡，与下述因素有关：一个庞大军事帝国的维持，自然需要巨大的财政收入，手工业的官府垄断，显然不可能满足这一需要。在财政收支不能平衡的情况下，官府除对民间各业尤其是工商业活动不断课以重税外，在其独特的货币经济制度下，靠不断增印钞票，就成了元朝政府的一项非常便利的选择。

官府苛政暴敛和残酷盘剥，加上物价飞涨，导致民不聊生。元末的黄淮泛滥和其它天灾人祸，更激化了社会矛盾。这一系列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元末民间骚乱和农民暴动此起彼伏，最后则汇成了农民起义的巨大洪流。

从明初的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到明朝中后期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衰

明初朱氏王朝的“重本抑末” 的基本国策与中国市场经济的萌生和恢复

面对当时整个社会的经济凋敝形势，朱元璋和明初朝廷政府首先采取的是“修养生息”和“重农务本”的基本国策。在政治方面，朱元璋制定严律，吏治朝政，强力整顿紊乱的社会秩序。在国家的经济社会管理方面，官府编制户籍，清丈土地，制定详细的黄册和鱼鳞册，从而形成了一套非常严密的户口和赋役管理制度。在具体的经济政策方面，朝廷官府还组织农民大举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生产工具，鼓励棉花、茶、花生、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全面促进农业的发展。对于工商手工业，在明朝前期，朱氏王朝除继续采用元朝的官府手工业的“匠户”的制度外，还采取了许多严厉的措施，严格控制私人商贾的经营活动，推行一系列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譬如，朝廷一方面通过严密的户籍制度和官府组织来控制商人的活动，并制定商税制度，限制商人获取厚利；另一方面，则继续推行盐铁茶禁榷制度，并实行海禁，不许商人从事对外贸易。另外，朱氏王朝还颁布了不少对商人的歧视性法令，以贬低其社会地位，并对富商巨贾（如元末明初江南首富沈万三）进行严厉的打击。明代前期朝廷的重本抑末政策的结果，是整个中国商品市场十分狭窄、国内贸易比较有限，全国各地大致以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黄仁宇的评价}

明初朱氏王朝为巩固其政治统治而实行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其控制社会、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中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和约束作用。只是确立了其稳定的中央集权统治之后，朱氏王朝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对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干预才开始有所放松。随着明朝政府对地方的集权统治逐渐弱化，各地方手工业和商业才从而逐渐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史学家认为这一时期明朝工商业有发展}。为什么在朱元璋的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下明初的市场经济有一定的发展？按照傅衣凌等教授的研究，这可能是因为，（1）尽管明初政府对商人活动加以严格控制，但是由于明太祖采取了轻赋税政策，且征税手续简约，刺激了商人的积极性，从而对商业的繁荣起了积极作用；（2）政府废除了元代匠户长年服役的制度，放宽了对工匠的限制，给了工匠自由支配时间的限制，允许工匠自由经营商品生产；（3）改变元末因交钞贬值的货币混乱状况，一定时期稳定铜币和纸币的发行（尽管洪武末年宝钞又有大幅度贬值），显然有利于促进和保障商品的流通；（4）明初政府大力鼓励农民种植桑、麻、木棉等经济作物，从而为纺织业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5）明初交通事业的发达，如整顿驿站，设立马站、递运所、急递铺以及修建驿站大道等，对各地商业贸易的往来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最后，再加上朱明王朝统一中国后的社会稳定，故商品经济在明初洪武年间的皇权专制政制下步履维艰地发展起来，应该是当时市场自发力量冲破种种政府抑制商业和管制商人的基本国策而不断成长和扩展的一个自然结果。

明朝中后期朝廷官府政治日趋腐败的格局中中国市场经济的繁盛发展

朝廷官府逐渐放松了对市场经济自发扩展的管制和压制，民间市场从而争得了自发成长的空间和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从正统到正德年间，皇室、宦官和缙绅地主大肆兼并土地，许多农民流离失所，一些失地农民或则到荒山开发经济作物和矿冶，或则流入城市中到手工业业和商业中谋生。加上自仁宣之后明王朝各级官府腐败横生，国家对社会的政治控制力日益衰弱，这也使一部分农民摆脱了明初皇权专制下的种种社会束缚（这颇似 15 世纪末到 17 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为后来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尤其是机械化大工业生产预备了大量自由劳动力的情形），这实际上为后来的嘉靖到万历的市场经济繁荣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结果，中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逐渐繁荣起来，民营手工业和商业在这一时期在全国各地也都有了空前的发展。

在明朝中期，曾出现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较为独特且在今天仍然值得深思的社会历史现象：从成化（1465 年）时期开始，皇帝带头掠夺国民财富，朝纲废驰，政治日趋腐败，官绅地主大肆兼并土地，社会矛盾再加剧。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政治格局中，由于朝廷官府放松了对市场经济自发成长的约束和压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社会环境中（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和社会动乱）的社会腐败，并没有对市场经济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的繁盛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结果就出现了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与市场经济繁盛发展并存的一种非常独特的社会历史现象。

明朝中后期官府政治腐败下的中国市场经济的繁荣，从许多方面均反映出来。首先，随着棉花在明代中国大范围的推广种植，中国的纺织业——尤其是江南的纺织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例证}。

除纺织业外，明代的冶金业从明初时期就很发达，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朝廷官府对民间手工业和采矿冶炼业控制的解禁，官府矿冶业由盛转衰，而民间矿冶业则由衰而转盛。{例证}另外，明代的冶铁技术也比较前朝有了很大的改进，铁的熔炼和铸造，大部分使用煤炭。{例证}。应该说，到 16 世纪，中国已经凭临近代工业和近代市场经济的大门口了，并且在科学知识、冶炼以及铸造技术，都不比当时的欧洲各国差，而且在有些方面还更加先进。明代冶金业、采矿业的繁荣发展，带动了其他制造业——尤其是武器制造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例证}

除了纺织业、冶金采矿业、造船业的繁荣发达外，在明代中国最为发达的手工业是陶瓷业。

明代中后期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曾导致全国性商道和市场市场网络的初步形成，并从而引发了各地区之间的不同经济分工，以致于一些经济史学家认为明代中后期中国国内统一市场已经开始出现。地区间的经济分工，又反过来推进了市场的深化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种种历史迹象表明，经济增长的斯密动态机制，在明朝中后期的中国许多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已经非常明显。在明代中后期，各地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也明显加强。譬如，明中后期，北方地区一般要依靠南方运来的棉布，而南方的棉纺织区域又一般依靠北方运来的棉花原料。地区间经济分工的加强和全国性商道和市场贸易网络的出现，与明代交通运输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明朝官府不仅组织民众兴修了从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至江西、广东，至河南、湖广、广西，至陕西、四川，至贵州、云南，以及至山西和山东布政司等的多条国内主要交通干线和驿站，而且也疏通了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另外，明代中国的海上交通运输也十分发达。

随着明代手工业、商业贸易和交通的繁荣发展，一些新兴工商业城市不断出现。

大小城镇的崛起，也促进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随着国内农业经济作物、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繁盛发展，到了明代中后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也有很大发展。明初，朱元璋出于防止内地反抗势力与海外力量的联合起来危害其刚建立起来的政治统治的考虑，同时亦害怕商品经济的发展会侵蚀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明朝政权的稳定，在国内推行“重农务本”的政策的同时，在对外贸易上，一方面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另一方面，为了怀柔海外诸国，也允许一定的“朝贡贸易”。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明代的民间商舶贸易频繁，参加对外贸易的私商也越来越多。加之，不断有一些海外商人来到中国进行商品贸易。明朝政府根本无法禁止这么诺大个中国的海外贸易，故逐渐放松了海禁，并在广州和东南沿海的一些通商口岸城市建立管理对外贸易的官方“牙行”。明中叶以后，海商私自造船出洋贸易逐渐发展起来。到了嘉靖年间，朝廷曾再度试行海禁，但收效不大。到了隆庆元年（1567 年），朝廷便批准了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建议，完全开放了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但与日本的贸易仍在禁止之列）了。明朝中后期发展起来的中国对外贸易，拉动了广东、江浙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发展，也增加了参与对外贸易的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随着明代海外贸易的增加，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出超}。在明朝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白银的流入恰恰适应了中国市场经济扩展以及商品贸易发展所需大量货币流通手段的需要。由于明代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缓解了中国市场扩展中的银荒问题，这对明朝中后期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显然有比较直接的促进作用。

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商品贸易的发展，工商业城镇的大批崛起，为明中后期商业资本的积累创造了合宜的社会环境，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又给商人们大量积累财富和资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结果，嘉靖、万历年间，在全国各地一些大的商业集团或言商帮不断崛起。其中著名的有实力雄厚的徽商、晋商，其财富号称“称雄天下”。除此之外，闽商、粤商以海商闻名海内外；浙商则靠经营珠宝细玩独擅一方；陕商则以经营西北边疆的茶马、布花、盐粟为本色。除此之外，还有河南的武安商人，河北的束鹿商人，山东的黄县商人，也都在当时负有盛名。从这些商帮和商人集团的经商性质来看，他们有的从事大规模的商品批发，有的从事钱庄典当；有的从盐茶买卖起家，有的则从事海外贸易。财富的积聚，资本的积累，反过来则对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和贸易商号的出现以及城市化，均起了一定的作用。

明末政治腐败与市场经济的瓦解

明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腐败与经济发展并存”的格局维系了近百年。导致这种历史现象出现的原因，现在看来正是缺乏较完备和良序运作的法律制度和宪政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下市场经济自发成长的一个必然结果，且古今中外，似无例外。从西汉文景之治时期的市场经济的自发成长，到汉武帝时期的禁榷抑商政策和制度的推出，以及宋元时期市场经济的自发发展到元帝国的覆灭，均说明了这一点。这些历史史实表明，尽管在支撑市场运作的政治民主制度和私法系统不具备或者至少说不完备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可以在一段历史时期中得以成长发展，但是一个社会是不可能在日趋恶化的政府官员的腐败中长久维系下去的。

在明朝中期之后，在市场经济繁盛发展的同时，明朝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却在不断瓦解。其具体表现是，朝纲废驰，吏治日偷，官绅地主大规模地兼并土地，官府对各业的赋役日趋加重，民众百姓日趋困窘，且贫富差距日趋拉大，结果，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地并流离失所，这也直接导致明朝政府的赋税来源越来越枯竭；另一方面，朝廷和各级官府的军饷、奢侈靡费支出却越来越浩大。结果，晚明政府的财政支出日渐支绌、灾害频繁发生，加上政府统治的人祸，导致经济不断衰败，再度出现了哀鸿遍野、土地荒芜、村空无烟的局面。明末朝廷的全面财政危机，又导致了国家政治机器的瘫痪和军队的解体。于是，一个农业帝国的末日又到了。最后，在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明末全国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统治中国 276 年的朱氏大明王朝像一个体衰多病的老人一样走向了自己的末日。

明末清初的战争、动乱和王朝更替，像中国历史上的以前几个王朝末期一样，又对中国的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周期性王朝更替对传统中国社会的严重破坏，也可以从中国人口增减的历史估计数字中间接得以左证。

##清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衰

从清初中国经济的恢复到康乾盛世时期市场经济的繁荣

1644 年满清入关定鼎北京后，为了巩固其统治，满清王朝采取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以及一些促进并保护商品贸易等措施，力图在明末清初的战争废墟上恢复经济。这实际上为一个以小农生产为主的前现代工业社会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扩展，提供了相对合宜的社会环境。结果，在无重大战乱和社会相对稳定的近百年时间里，中国的市场贸易又自发成长起来，到康乾盛世时期 ——尤其是康熙年间后期到乾隆年间中期，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又趋于鼎盛。除了这段社会相对稳定时期中国市场经济的自发成长外，前清政府所采取的有利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大致如下：

首先，清朝政府鼓励垦荒，促进农业的发展，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其次，鉴于明朝倾覆的历史教训，为了在立国后恢复农业和刺激工商业的发展，清朝政府对农业和工商业均采取减免税额的办法，对各省荒地粮额，减免税收；对遭兵荒、水旱等灾荒地区的税粮，也予以减免。同时，清朝政府还废除了明代的工匠制度，解放了手工业者的匠籍身份，“令各省俱除匠籍为民”，并免除手工业者的徭役。尤其是在清朝政府在采取地丁合一税制后，一般只征收钱粮，不再有丝绢纺织品之征。官府所需的布匹和官局织造需要的丝织原料，也以市价向布商和丝商购买。纵观整个清朝 267 年的统治，除清初和清末战争、平叛和对外赔款需要外，清政府对民众税负是比较轻的，相应地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也不大。然而，到其政权稳固下来之后，清朝改为“摊丁入地、地丁合一”的税收制度，并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皇帝下诏提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著名税收政策。清廷的低赋税政策，显然有利于民间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长。结果，到康乾期间，中国的棉纺织业、丝绸业、陶瓷业、制茶业、制醣业、造纸业、冶铁业、造船业逐渐发展起来。中国市场经济经历了康熙和雍正时期的恢复和发展，到乾隆中期，已臻鼎盛，以致于一些研究清代经济史的学者认为，在前清时期，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到达了一个“高峰时期”：“这时商品流通的条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而日臻完善，远非昔日可比”。

第三，在前清时期，朝廷在缩小官营手工业的范围和规模的同时，对所有官营手工业的工匠均采取雇募制的方式，“按工给值”，“按件给工价”。在缩小官府手工业的范围和规模的同时，前清政府还放宽了对民间经营的手工业的限制。

第四，为了促进商品交易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清廷制定了一些保护市场竞争的法律、法规。不仅如此，清朝政府还修道路、建桥梁、疏河道、建驿站，为全国的商品流通提供一定的交通便利。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在清初满清统治者对国内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采取了许多有利的鼓励政策和措施，但是为了维持其政权的安全，以防国内的反清复明势力与在台湾的明朝旧臣郑氏的来往，清朝政府在清初曾采取了非常严格的“禁海”和“迁海”政策。直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 1683 年）清统一台湾后，清廷才在次年下令开海禁，中国的对外贸易才开始有了一定发展。

在稳固其政权统治后一个中央帝国的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下市场经济的自发成长，加上清代前期清政府所采取的上述几项鼓励经济发展和商业贸易的政策，导致了康乾盛世期间中国市场经济有 70 余年的繁荣。经济史学界许多学者均注意到，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中国市场经济曾出现了一个高度发展的繁荣时期。

首先，从经济总量上来看，经过康乾时期 130 余年的经济恢复和增长，到 18 世纪末的道光初年，中国无论 GDP 总量，人均 GDP，以及工业化水平，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从康熙二十三之后中国社会的相对稳定、清廷对工商业和采矿业的相对宽松的管制和激励政策，加上垦地拓荒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康熙末年到乾隆中后期中国工商业的自发成长，慢慢蕴生了合宜的环境，随之，整个社会经济趋于繁荣，城镇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均逐渐发展起来。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在这一时期，民间丝织业向城镇的集中，不但加速了这一时期的城镇化过程，而且其生产过程的社会分工也日益深化和细密，一些工序独立出来，形成了专业化生产。前清时期农业中的经济作物的增加和手工业的发展，自然与商业和国内贸易的发展密不可分，或者说互为条件。棉花、蚕丝、烟草、花生产量的增加，加上前清时期田赋的货币化和人口的增加，这些因素均有利于农业产品的商品化，从而促进了棉纺业、丝织业、制盐业、制铁业的发展和全国销售网络的形成。前清时期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国内商品的贸易和流通网络的形成，也促使了一些专业化城镇开始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许多综合和专业市镇的发展，是由于经济的因素即商业的发展而“自下而上”地形成的。

康乾时期中国市场经济的自发成长，一些商品的全国性市场贸易网络的形成，以及一些商业都市和专业化商品贸易市镇的大批出现，也导致了一些著名商帮的形成， “十大商帮”。这些商帮还在一些商业都市建立会馆、公所，有的商帮还在明代“贷金制”、“伙计制”的基础上实行过“股份制”（股俸制）。随着康乾盛世时期市场贸易的扩大和商帮出现，一些典当、钱铺、账局以及票号、钱庄等民间金融机构亦应运而生，后两者在后来的嘉道时期（1796~1850）繁盛发展起来。康乾盛世时期——尤其是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期间——中国国内市场经济的自发成长，也引发或者说推动了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定程度的发展。近些年一些研究前清经济史的学者大致趋向于认为，尽管在前清时期满清政府实行过几次海禁，并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发生过撤销闽、浙、江三海关的事，并且清廷还实际上在管理外贸易中实行过种种限制和管理（如采取特许“洋行” ——如广州的“十三行” ——经营外贸的制度），但在康乾盛世期间中国的对外贸易还是“以不可抗拒的势头”发展起来，“其规模和贸易总值远远超过前代，达到了新的高度”。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从现有历史材料来看，尽管康乾盛世期间中国的人口、耕地面积、经济总量，以及国内市场交易和海外贸易总量均超过前朝，但是，从市场的分工和深化程度、手工业技术和制造业水平，以及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组织和交换形式来看，清代中国与前朝尤其是明朝中后期市场经济繁荣时期来对比，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和演进，这一时期中国市场分工和深化程度，大致重复了明朝中后期中国市场经济自发扩展的格局和水平，而嘉庆、道光时期的经济萧条，又似乎重演了万历末年到崇祯年间的情形。明清时期中国市场经济的两次周期性兴衰，正好说明了皇权专制制度下市场经济自发成长总是难能超越一个制度局限，或者反过来说，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安排终究不能孕育出并确保一个现代市场秩序的自发成长和良序运行。由此来判断，那种认为没有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技术、现代社会的理念以及近现代法律与政治制度的传入中国也能自发走向现代（化）市场经济的观点，现在看来仍然值得怀疑。

从嘉庆、道光年间的政府官吏腐败的普遍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衰颓到咸丰朝的外敌入侵和社会动乱

康乾盛世期间中国市场经济的自发成长，到乾隆朝晚期似乎已经达致了其极限。在国内外研究清史和清代经济史专家中的一个大致共识是，到乾隆末年，大清王朝已经走过了它的巅峰，并且已经埋下了在嘉道年间政治衰朽、经济停滞、萧条和社会动荡的种子。究其原因，我们会发现，与明代中后期嘉庆到万历年间的情形几乎是一样，这完全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皇权专制政制架构下王朝兴衰更替的一种新的一轮历史重复：政府官员的贪腐的普遍化以及社会财富向官家望族的急剧集中，最终导致了皇权专制王朝的衰朽和社会的动乱，并进而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的衰败。

虽然新近的严肃清史研究对对上述和珅贪吞数字有所怀疑，但是，在乾隆和嘉庆时期从和珅到朝廷上下各级官员贪腐普遍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嘉庆缉拿和赐死和珅后，在嘉庆朝和道光朝，清朝政府官员的吏治腐败不但没有制止和消除，而是呈现出了一个愈演愈烈的趋势。

朝廷的奢侈铺张、各级官吏的贪腐，以及社会财富向官家望族的急剧积聚，导致了乾隆朝晚期和嘉道时期社会财富占有上的极度两极分化，从而破坏了清初市场经济在传统中国社会内部的皇权专制政制下进一步成长的基础：一方面，政府官员和缙绅地主大量购置和兼并土地，过着奢侈淫逸的生活，另一方面，大批农民失地破产，成为流民，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在此社会格局中，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全国各地民众起义此起彼伏。朝廷的穷奢极侈、挥霍无度，各级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吏治败坏，加上满清政府要为镇压各地民众起义筹集军饷，也导致了嘉道时期清廷的财政拮据。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满清政府加强了对城乡手工业者和采矿业的苛征暴敛。这又导致嘉道时期采矿业和城乡手工业的萎缩，尤其是丝织业和棉纺业的停织歇业和贸易量减少。

在嘉道时期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萎缩甚至萧条的时期，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却异常地活跃起来，不仅地主、官吏、商人放贷，甚至皇帝、政府和军队也参与到高利贷的的业务。在官府财政拮据、工商业不景气、民生凋敝的情况下，典当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嘉道时期高利贷的兴盛和典当业的普遍发展，更进一步加深了贫困农民和中小工商业者的窘境，导致许多人倾家荡产，沦为流民，结果，穷人和失业者或沦为匪盗，或加入到起义的行列。

在嘉道时期清廷财政拮据、吏治腐败和农民窘困的同时，中国的人口却在继续增长。而中国的耕地面积不但未增，反而有些下降。人口增加和耕地面积减少，政府官吏和豪强地主土地兼并激烈，加上繁重的赋役，导致大批自耕农无业可守，弃地抛荒而变成流民，从而使清政府直接掌握的纳税丁户急剧减少，而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又隐匿占有土地，采取各种办法逃避田赋。在清代中期，繁复发展起来的土地租佃制使土地的使用权一再转让，这也给官府的田赋的收纳增加了困难，从而更进一步恶化了嘉道时期清廷的财政困难。

对于嘉道时期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状况，史学界有大致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经济的衰退时期，具体表现是举国上下吏治腐败、朝廷财政拮据，加上人口增加、农业日趋凋敝、城乡手工业萎缩、社会严重两极分化、人民生活日趋贫困化，从而这一时期被一些史学家称作为“嘉庆道光中衰”。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综合研究发现，尽管嘉道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均出现的停滞甚至衰退的势头，且巨大的人口压力和耕地不足使中国的发展趋于停滞，朝廷的财政窘迫和社会动乱又使嘉道时期社会乱象横生，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整体总量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嘉庆朝时期）可能还是有一些缓慢增长的 ，并且农产品（尤其是其中的经济作物如棉花、桑蚕、烟草、甘蔗、茶）商品化程度有所提高，手工业、工矿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也均有一定的“进步”，美国华裔学者郝延平甚至认为，“在 19 世纪 20 年代到 90 年代之间，市场结构、商业的金融方面、贸易中心、航运，以及经营方式等变化如此广泛、显著和迅速，以致从总的后果来看，似乎是革命性的”；“因此，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商业革命，看来是恰当的”。

随着人口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的 2.75亿人增加到道光二十年（1840）4.13 亿，尽管朝廷财政拮据、官府吏治腐败、社会乱象横生，但中国的市场容量和总体经济规模随着人口增长在嘉道时期（1796 ~1851）的 55 年间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缓慢增扩的。但是，由于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的持续增加，当时中国社会的可能情形是“有增长，但没有发展”，甚至人均经济总量在这一时期还有可能是一种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在道光朝中后期，中国的经济总量还有一定的下降。与此同时，西方世界正在 19 世纪上半叶经历着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快速经济起飞时期，而嘉道时期中国的市场经济，基本还是在近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没有发生的条件下在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体内运行，并呈现出各种乱象和衰颓趋势，这大致也就是吴承明先生所言的“道光萧条”。

正当嘉道时期国势衰微、经济发展停滞甚至陷于萧条，各地起义此起彼伏的社会格局中，以英国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进一步加重了清朝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鸦片的输入和白银的大量流出，对嘉道以及后来的咸丰年间（1851~1862）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十分巨大：（1）大量烟民（有许多政府官吏和依附者）吸食鸦片，不但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消弱了大清军队的战斗力，而且“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贪污也从精神方面使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完全腐化”。（2）由于大量吸毒者把钱花在吸食鸦片上，无钱消费其它商品，导致道光年间商品市场需求停滞，结果导致市场的普遍萎缩。（3）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中国的贵金属货币涸竭，加速了清王朝的财政危机，各省拖欠日多，国库存银日少。为了维护其统治和国防的需要，清政府只好加强对农民和工商业者的税赋收括，这更进一步打击工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4）白银大量流出，导致银贵钱贱。（5）银价上涨后，由于按照清朝的规定缴纳税赋仍要以银计算，这无疑加重了农民、工商界人士和其他税赋缴纳者的负担，导致民众生活日益贫困化，从而加重了道光和咸丰年间的社会危机。

在清王朝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后，鸦片输入中国的变得毫无约束。又更进一步加重了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危机。

巨额战争赔款，加上鸦片输入不断增加，导致白银不断大量外流和政府财政窘迫。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巨大军费开支，战后战争赔款，都迫使清政府加征赋役，税赋加重，银贵钱贱，加速的工商业的破产和民众的贫困，致使使许多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除此之外，为了应付窘迫的财政困难，在咸丰三年（1853） 4 月，清朝政府有开始发行票钞、大钱 21 种至多。票、钞、大钱的大量发行，导致了恶性的通货膨胀，使更加重了民众百姓的贫困化，更使农民和小生产者和小商小贩不能进行正常的生产和买卖活动。加之，在道光朝后期的 19 世纪的 40 和 50 年代，在中国又发生了多次大的自然灾害。于是爆发了规模巨大、且历时均十几年的大起义和满清政府的平叛战争，对内忧外患中的中国市场经济产生了巨大破坏，不仅导致中国 7 千万以上的人口丧生，而且使江南、华东这些明清时期时期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破坏得千孔百疮，一片凋零。另外，太平天国起义也对非太平军占领地区的城市的市场贸易、商业信贷、交通航运，以及农业收成产生了诸多影响。除了对起义和战争地区经济的直接破坏之外，这三次起义以及义和团运动也对上海、广州以及沿海地区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晚清时期中国国门开放、近代工商业的萌生与市场经济的成长

1840 年之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大清帝国封闭的国门，一方面加重了中国的社会危机，以致发生了像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这样十几年的社会大动乱，从而对清朝中期的市场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另一方面也唤醒了中国的有识之士，使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现代工业科技、近现代工商业组织形式，乃至国内市场和国际交易的巨大优长，并开始反思数千年中国皇权专制制度的根本问题。随之，中国各界人士——从朝廷大臣、开明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和乡绅——均开始学习和研究西方，不但学习的科学知识，引进西方的机器和制造业技术，也开始研究西方的文化、制度和法律。在经济方面，一些朝廷重臣则主办“洋务运动”，建立近代钢铁、军工和民用企业，修建铁路，开放通商口岸，引进外资和发展外贸，从而开始探寻社会学家所常说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之路”。

{**洋务运动}

西方列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大清帝国长期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外资开始进入中国。这一期间，外资企业主要分布在金融业、轮船航运业、轮船修造业，贸易商行，砖茶制造业、机器剿丝业，以及出口加工业等领域。

通观中国近代经济史，我们会发现，与英、法、德以及荷兰等西欧国家的工业化的历史发展路径不同，中国的近代工业主要不是由传统的手工业自发成长和转变而来，而是外国资本企业进入把西方的机器工业设备和技术带入中国所带入，以及洋务派官僚学西方办洋务乃至国内一些开明士绅学习、引进和移植西方工业技术开办近代企业的结果。另外，中国的近代工业也不是发端于民用商品的制造，而是经由官办洋务的军事工业起始。然而，在 19 世纪 60 至 90 年代中国近代工业产生的初期，官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经营非常差。由于清朝洋务大臣个人掌管着各官办企业的经营管理大权，导致这些企业内部非常腐败。清政府官僚不但在其中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而且他们对近代工业技术和管理方式也不通，结果，经营绩效非常低下，最后大多数流于失败。另外，一些贸然进入大清帝国这个古老中央王国的许多外资企业，也因文化社会环境和其他诸多因素而经营不善，也最终倒闭破产。然而，尽管这一时期许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后初始经营不利，尽管洋务派所创办的近代官办工业经营不善和内部腐败，但他们毕竟把近代工业技术和近代工业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引入了晚清中华帝国这个皇权专制的封闭王国。洋务派引入的西方近代军事工业、矿业和交通业的机器工业技术，外资进入带来的西方的机器设备和近代经营方式，也激发了中国人学习西方、追求富强，从而萌生了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企业的热情。这就导致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过程表现为一个由军事工业到民用工业，由官办到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到完全商办的渐进演变轨迹。在 19 世纪 60 至 90 年代，中国民营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开始出现了。中国民营近代工业的产生，大致产生自三个途径：一是由某些原来在洋行的买办、华侨、商人、地主、官僚和钱庄主直接引进西方国家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而建立起来的；二是由原来的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厂引入西方机器设备和制造技术而发展出来；三是少量民营资本工业企业是由原来的官办工业企业转化而来的。产业分布：主要分布在机器修理、剿丝业、采矿业、轧花业、棉纺业、面粉业、火柴业、造纸业、印刷业、制茶业，以及航运业等行业中。从地域分布来看，这些民营近代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广州，并零星散布在其他一些通商口岸城市及其附近地区。与官办企业和外资相比，这些民营近代企业的规模较小，机器设备落后，生产技术也很低。在近现代企业资本总量中，以及相对于当时中国农耕社会的“自然经济”总体而论，这一时期中国民营资本经营的近代企业无论是其数量，还是其规模，显然都还是微不足道的。

随着国门的开放，这一期间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了一定发展。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 1894年的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清朝政府开放了国门，也随之使中国逐渐陷入了对外贸易中的被动地位。 1842 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朝政府原来垄断对外贸易的公行制度被废除，关税税率也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随之，中国的对外贸易量亦有所增加。随着贸易总量的增加，这一时期中国的外贸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出口商品以茶叶和丝绸为主， 19 世纪 70 年代之后，这一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受国际市场上印度、锡兰和日本的竞争，在中国商品出口中，茶叶和生丝的比例有所下降。在这一时期，中国其他农副产品，如豆类、花生、皮毛、桐油、猪鬃等出口迅速增加。在进口方面，在 19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在 160 多种进口商品中，鸦片入口的比例仍然约占 45%。到了 1894 年，进口洋货品种已经达到 580 多种，鸦片进口则下降到20.6%，而棉花和棉纺织品的比重上升到 32%以上，超过了鸦片的进口。毛织品、食糖、煤油、机器、火柴和其他工业品的进口在这一时期也呈现了一个上升趋势。随着外国洋货逐渐进入中国，加上世界上银价汇率的下降，中国由19世纪 60－70年代的顺差逐渐变为逆差。尤其是到 90 年代后数年，中国的贸易逆差年均大约 770 多万海关两。用白银支付的鸦片的进口，加上不断出现贸易的逆差，加重了中国的银荒，导致流通货币的短缺，迫使一些私人钱庄发行“钱票”，清朝政府于 1853 年发行纸币，亦称“银票”和“钱票” 。西方的在华商行和银行也开始在中国发行纸币。甚至这一时期鸦片也在许多地方等地充当了货币的功能，以适应当时国际贸易和国内市场贸易扩展的需要。

鸦片战争后国门的开放、外资的进入、官办和官督商办的近代工业的初始引进以及对外贸易的增加，自然会对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的国内市场的发展产生一定激励和推动。内乱的平息，对外强所强加的一些屈辱性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也为同治中兴时期到甲午战争前中国国内市场经济成长争得了 20 多年的和平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尽管外国洋货的进口——尤其是外国机制棉织品的倾销——对中国的城市的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产生很大冲击，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家庭手工业的开始解体与衰落，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在这一时期应该来说还是有了进一步的成长。尽管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从整体上来说分工和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且主体上来判断仍是所谓的“自然经济”，但中国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化程度确实是加深了。另外，美籍华人史学家郝延平也曾认为这一段时间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乃是中国近代的一场商业革命。芮玛丽认为，这一在近代外交、军事和商业方面“巨大努力”“虽然其十分辉煌”，但“最终归于失败”，其原因在于，“现代化的要求与儒家社会追求稳定的要求水火部相容”：“中国之所以不能成功地适应近代世界潮流，其障碍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是满清统治，不是官场的愚昧，更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儒家学说及其体系本身的基本构成因素”。

如果说从同治中兴到甲午战争期间中国近代工业、近代金融业和近代市场经济秩序还只是一个萌生阶段话，那么，从甲午战争到1911年清朝灭亡期间中国近现代工业、金融和市场经济秩序的相对快速的发展时期。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的惨败，一方面在政治上说明了清朝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另一方面则在经济上也表明了在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和自强运动的彻底失败。《马关条约》签订后，举国上下各界人士群情激愤。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许多商人、实业家、思想家以及爱国士绅们纷纷设厂自救，并敦促清政府变法维新，建立适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与政治制度。迫于国外列强入侵的压力和国内进步士绅发展近代工商业的强烈要求，清廷于 1897 年 1 月明令各种官办事业准许个省官商量力附设，放松对民族私人资本的限制，允许他们在一些领域的发展，并对建立实业给予议定的鼓励与资助。除了制定商法、金融法和行业管理法规外， 1905 年，清朝商部还在天津成立劝工陈列馆、高等实业学堂等。结果，在清政府内外交困的的最后十几年中，中国的市场经济和近代工商业却有了一个较快成长时期。

除本国资本新办的工矿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外，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也较大规模地进入中国，从而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有一个更快的发展时期。在 1894 年，在近代产业资本中，外资仅为国内资本的 1.5 倍。但是，到 1913 年，前者已经为后者的 4 倍多。这足以说明这一期间外资进入和发展更快，以致于在中国工矿、交通、航运等行业外资均占据着支配地位。

这一期间，外资不但在中国工矿产业方面增加了投资，而且投在金融、贸易、公用事业和其他行业的资本也有较快的增长。

随着甲午战争国门的开放和外资的涌入，加上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这一期间中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

甲午战争后，在国门的进一步开放以及对外贸易增加的同时，中国国内商品市场的流通也明显扩大。交通运输业方面例子。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市场的扩大，国内商品的贸易量迅速增加。在甲午战争后到清朝灭亡期间，尽管政府软弱无能，政局动荡不已，但中国的国内市场经济还是有一个较快发展时期的。

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加、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商品流通量的增长，新式商业和近代金融业也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也从而加快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就在晚清中国市场经济开始其新一轮增长和“现代转型”之际，满清政权也迫于国内国外的压力而试图建立适应近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但是晚了。在 20 世纪初中国独特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局中，清朝的衰亡以及中华民国的建立似乎还是在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没有造成巨大经济波动的朝代更替。

一些问题：

西方为什么能突破“布罗代尔钟罩”，中国为什么没有？

种种布罗代尔钟罩是如何形成的？那种促进、激励和保障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正式的和整合的财产的法律制度是如何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