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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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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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战略与政府

文章目录

1. 经济发展战略与城市倾向政策: 中国的实践
2.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经济发展战略与城市倾向政策: 中国的实践

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的领导人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

中国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一发展战略？

这一发展战略来自新中国政府赶上工业化国家的愿望，并且也反映了他们的这一信念——工业化战略是实现他们的目标的最佳途径。

A. 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而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在工业化过程中尤其重要；拥有一个高度发达的重工业部门被认为是力量与成功的标志；

B.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约束：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围堵和颠覆企图；朝鲜战争迫使政府必须追求国防的安全；

C. 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约束：新的政治体制刚确立、以小农经济为主体；

D. 来自前苏联的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前苏联采用同样的发展战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短期内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城市倾向政策

城市倾向政策（Urban Biased Policies）

1、什么是城市倾向政策？

发展中国家政府在面临着资本约束的情况下，为了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采取有利于城市部门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将农业利润转移到在城市中的工业部门，从而加速工业化进程，从而为经济腾飞创造条件。

2、中国为什么要选择城市倾向政策？

A. 第一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从国家实行工业化战略的目标和途径出发，因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坚信，工业部门是经济迅速增长的催化剂，而对农业征税可以为工业化提供绝对必要的财政支持。

B. 第二种解释: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结构造成城乡居民在政治谈判地位和政策影响力上存在严重的不对等。城市居民可以更好地组织起来与政府斗争，而农村因为地理分散等原因，不能……

C. 第三种解释

杨小凯：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通过国有企业进行工业化的发展政策，其失败之处在于忽视私人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功能，这已被新企业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所证明。以降低农村居民福利为代价的歧视性的促进工业化政策，是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一些既得利益者将经济发展当作他们获取利益的人质。

城市倾向政策的形式

A.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Scissors Price)

价格剪刀差由前苏联经济学家Preobrazhensky(1926)提出，它是指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人为地压低农产品价格，以从农业部门的农民那里赚取利润来补贴城市工业部门的工人，从而加快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速度以促进工业化进程。

形成城市倾向政策的手段通常是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政策，即通过扭曲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创造不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政策，获取农业剩余以补贴工业化(Schultz, 1978)。
B. 人民公社下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各类粮票
C. 偏向工业部门的财政政策
D. 有利于工业部门的信贷政策
E. 间接工具：降低RMB汇率，出口征税；早期出口的大部分是农产品；
F. 医疗保险

为政府工作人员提供免费的医疗保险，资金直接来自国家税收；为国有企业员工提供医疗保险，作为对他们的劳动保护的一种形式，资金来自于企业收入；但是，农民却并没有被包括在这一公共医疗保险体系内；

1950年代后期，曾经为农民和集体企业建立过“农村合作医疗体系”，资金由农民和集体企业自己支付；但是后来这一体系倒闭了。
G. 教育体系为城镇居民的子女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
H. 城镇居民的公共住房体系

计划经济时期，免费的住房对于城镇居民而言是一种福利，建设住房的资金来自于国家财政，划拨给工作单位作为基本建设资金；企业和地方政府及主管单位负责住房的建设和分配，居民只需要交纳很少的租金。只有那些在城镇工作并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才能够分配到这种住房。而农村居民则需要自己负责住房。经济转型后，这种免费的住房体制才逐渐消失，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住房被私有化；
I. 限制劳动力的部门间流动：户籍制度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J. 新形势下的城市倾向政策：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于民工的歧视，优先招聘本城市居民

城市倾向政策的得失

A. 我们得到了什么？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体制解决了在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发展起点上把积累率提高到15%以上的问题，并以较快的速度建成了比较完整的中国工业经济体系（林毅夫等，1994），从而使中国迅速由一个农业产出占主体的国家转变成工业产出占主体的经济。

B.我们失去了什么?

林毅夫等(1994)认为，中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却步履维艰，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由于违背资源比较优势，人为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使经济结构遭到严重扭曲，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更快的增长速度；他们认为这一战略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两方面的效率损失:

第一、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使得中国的产业结构偏离了自己的比较优势；
第二、技术的低效率：使得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和工人的工作激励降低，从而导致了生产技术的低效率；

推行以重工业优先增长为特征的赶超战略不仅是中国领导人的选择，也是诸多发展中国家决策者的选择。但是，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实行这种战略的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都不理想，不但未能实现赶超的初衷，而且面临着基本相似的难题 (林毅夫等，1994) 。

1. 加剧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城乡二元分割
1. 农业增长缓慢和大量的农村贫困
1. 推动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为什么城市倾向政策在经济改革时期依然存在？

对这个问题的简短回答是：城镇居民对政府施加了压力以保障他们的相对福利水平不下降。当转型经济时期的价格改革导致农产品价格上升，并导致城镇居民生活成本上升时，他们作出了反应，并向政府施加压力并争取经济改革中的更多好处。由于政府的首要考虑是政权的稳定性，并且政府也知道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是未来继续改革的前提条件，所以，政府自然会对城镇居民的诉求作出反应 (Yang and Cai, 2000)。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问题：政府如何获得用于扩大工业化的农业剩余？剪刀差对农民和工人的福利水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工农贸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思考题：

1、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积累还有没有其他重要方式？

A、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还依靠港澳台FDI；（亚洲四小龙靠外援）

B、工业化中期，“以土地吸引资本”；

2、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背后的原因？

A. “A WAR FOR CAPITAL”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资本强势、劳动力弱势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农村地区从1970年代开始逐步实行包产到户，并最终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交够了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农民成为付出额外努力的剩余索取者，从而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激励；

经济体制转型与企业改革

A.价格双轨制(Dual-track Pricing System)：市场导向的价格“双轨制”改革提高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从而对各种微观主体的激励起到了提升作用。

B. 放权让利:利润留成（企业）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

1999年中,中央政府确立了“西部大开发”战略，2000年成立了西部大开发领导小组,这一战略包括如下5个方面:

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水力发电、交通、通讯、旅游等行业;
生态发展与环境保护；
调整产业结构，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加速职业技术培训；
继续推进改革和开放

“三农问题(three F issues—Farmers, Farming and Farming Areas)”进入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

在第十个五年计划中，“三农问题”被首次以“重中之重”的高度提上日程,其目的是为了消除导致农村贫困的各种障碍。为了增加农民收入，第一步要取消针对农民的各种税费，第二步要调整生产结构，鼓励更多经济作物和更少基本农作物的农业生产，推动粮食加工工业的发展。

2001年，政府开始改革小城镇的户籍制度，允许在小城镇里拥有长期居住、稳定工作的农民可以申请永久居住权。

2006年起，全国范围内全部免征农业税、牧业税和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

政府出面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战略的提出

十一五规划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具体化；

在农村地区逐步重新建设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

全党全国树立“科学发展观”

十六大”以来，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党和政策制定者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

2006年12月5日至于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强调了国民经济要“又好又快”地发展，改变了过去“又快又好”的提法。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经济发展与发展计划

什么是经济发展计划

经济计划：是一种政府有意识的周密尝试，旨在跨期协调长远经济决策的规划，在某些情况下，这个规划甚至会控制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变量（如收入、消费、就业、投资、储蓄、出口、进口等）的水平和增长，从而实现一系列预先设定好的目标。

发展计划存在的原因

1、市场失灵

A、市场不能正确发挥功能，或者根本不存在市场；

B、存在市场，但是隐藏着资源的无效配置；

C、从社会目标（而非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市场导致非预期的结果，比如公共品的供求问题；

2、有限资源的动员与配置

竞争性市场往往倾向于产生较少的投资，并且将那些投资项目引导到较低社会优先的领域（例如富人消费品）。所以，发展中国家往往无法承受将其非常有限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浪费在生产性不高的领域中。对于投资项目的选择，不能仅仅基于由私人的产业投入产出比来决定，还应该从全局来看待整个发展项目，综合考虑外部经济、间接影响和长期目标，甚至包括战略意义。好的经济计划，一般被认为能够帮助疏通稀有资源的配置渠道，使其流入生产效率最高的部门。

3、发展计划在思想态度上可以起到统领作用

良好的发展计划能够成功地将异质多样而又零散的国民团结在一个旗帜之下，共同组织起来，参与政府组织的消除贫困、无知和疾病的全国性战役中去。

4、有利于争取到国外的援助

如果发展中国家想要争取国外的援助，制定一份发展计划通常是必要条件，因为这可以说服捐助者，让他们相信他们的钱将会成为一个考虑周详、内部一致的行动计划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而能够得到有效利用。

计划实施与计划失灵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计划在实践中的真实结果和其理论上的经济收益之间的差距总是相当大，很多政府政策常常不是缩小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偏离，而是扩大了它们之间的偏离，从而导致了“政府失灵”。导致计划失灵的原因：

1、计划及其实施中的不足

计划经常是雄心勃勃但又眼高手低，它们总想一次达成众多目标，却根本没有考虑这些目标之间有些是互相竞争甚至互相冲突的。

例如，中国地方政府集中供给经济适用房会加剧贫民窟化。

2、不充分和不可信的数据

发展计划的经济价值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所基于的统计数据的质量和可信程度，当这些数据不足、不可信或不存在时，大量经济计划的准确性和自恰性将大幅度下降。

3、内部和外部非预期的经济扰动

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都是开放型经济，对于国际贸易、援助和外国投资的变动非常敏感，对于它们而言，即使进行短期的预测也是相当困难的，更不用说长期计划。1974、1979和1999年的石油价格上涨就扰乱了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发展。

4、制度性缺陷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计划过程中都存在制度性缺陷，比如计划机构和政府日常决策机构分离，存在烦琐的官僚化程序，对改革和创新过多的担忧和抵制，在反对私人利益、政治腐败和官僚机构腐败方面，也缺乏国家性的约束，这种腐败在许多政府中都非常盛行。

5、缺乏政治意愿

发展的政治意愿往往总是需要一种非同寻常的能力和足够大的政治勇气去挑战势力强大的精英和既德利益集团，并且说服他们相信这个发展虽然会使得他们中间部分人的短期利益遭受损失，但长期来看可以使全体民众受益。如果不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那么部分政治家们的发展意愿可能会遭到强烈的抵制、挫折和内部冲突。

发展中国家的“华盛顿共识”

内容

A、财政政策

1、加强财政纪律；

2、把政府支出的重点转向经济回报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基本医疗保健、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

3、改革税收，降低边际税率和扩大税基；
B、货币政策

4、利率自由化；

5、采用具有竞争性的汇率制度；
C、贸易和资本政策

6、贸易自由化；

7、资本准入、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自由化；
D、宏观产业政策

8、私有化；

9、放松政府管制，消除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障碍；

10、保护产权

局限

1、没有提到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也没有提到消除绝对贫困以实现发展的中心要求，也没有提到降低不平等；

2、忽略了政治约束与政策制定的内生性问题；关于内生经济政策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发达民主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主要通过投票等民主过程实现。对于很多政府主导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包括中国，政策形成和执行过程是怎么样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给出清楚的答案。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单单考虑经济约束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考虑政治约束，政策执行的速度和效果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是可以非常不同的。例如，像前苏联这样的大国，怎么可以像对待小国那样，企图按照少数知识精英的设计（很大程度是制度的比较静态研究）一夜之间完全重塑整个政治和经济体制？怎么可以忽略地缘政治，忽略经济人的自利性反应，忽略过渡动态中的不确定性，忽略人们基于原有社会组织形式的社会共识和社会资本？

3、它仅仅对于象韩国、中国台湾这样的小型经济体在一定程度上有用，但是在其他国家，政府的角色则更为广泛。

“后华盛顿共识”

以Stiglitz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反思“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 (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不仅关注增长，而且关注减少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也就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指减少赤字的政策）。

从“华盛顿共识”到“圣地亚哥共识”

1998年4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峰会上形成了一些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新的共识，被世界银行总裁詹姆斯.沃尔芬森及其他人称为“圣地亚哥共识”，它的内容包括：

1、发展必须基于市场，但同时市场也有很大的失灵，这一点不能忽略；

2、一般而言，政府不应该直接介入企业生产；

3、但政府仍然在以下领域具有广泛而综合性的作用：

A、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
B、基础设施
C、公共健康（中国与印度的对比）
D、教育与培训（中国与印度的对比）
E、技术扩散（包括启动R&D）
F、提供出口激励
G、帮助私有部门克服协调失灵
H、通过积极行动降低贫困和不平等，确保“分享型增长”，以保证随着经济的增长，贫困者也能享受到实质性的利益
I、连续但适度的管制，以及金融部门的支持
J、提供法律制度等基本公共物品，包括保护财产权利

对“圣地亚哥共识”的评价：

A、它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强调政府的职责在于消除贫困；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中心问题，回归的一个原因在于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市场政策被认为没有充分地帮助到穷人。新共识似乎反映了一种发展观，即消灭贫困的目标最终能够实现，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在健康和教育上的进步；

B、新共识关于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方面，从华盛顿共识中借鉴了很多重要的观点和教训，尤其是对基于市场的发展观以及限定政府直接介入生产的观点的强调，再一次成为共识的观点。

C、新共识的一个清醒的观点在于强调建立国家能力和政府响应机制的重要性，而做到这一点的途径是，针对政府失灵来规划改革，更加慷慨坦诚地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

D、但是，新共识也没有涵盖那些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对东亚经济成功的重要特点，比如利用积极的产业政策去克服协调失灵。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曾任《时代》周刊外国报导编辑的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发表了《北京共识》一文，“北京共识”一词便不胫而走。它的内容包括：

寻求一种公平的、和平的高质量增长；
不相信对各种情势可采取一种唯一的解决方式；
坚决进行创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
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如台湾问题）；
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40000亿美元外汇储备）

在拉莫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拉莫对于“中国经验”的概括未必准确，其“北京共识”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共识，在今后的探讨中存在着极大的被替换或补充的可能。但是，拉莫所创立的“北京共识”一词却有很大的可能存续下来，并被不断地热烈讨论，日益成熟和完善，成为全球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面思想旗帜。

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改革中的投票模式

一般而言，对于任何改革政策，只有当它能够改善大多数人的利益时才有可能被制定和执行，只得到少数人支持的政策往往无法执行；但是，当信息不对称或不明确时，即使能够使大多数人受益的改革政策在投票机制下也可能无法通过。Raquel Fernandez and Dani Rodrik给出了一个例子并证明：即使是风险中性者也有可能投票反对本来大多数人都会受益的政策，其基本思想是：

如果一个数量较大（在总体中依然属于少数）的投票人很确切地知道他们会从该政策中受益，他们会选择这个政策；但是，他们往往并不知道构成这大多数的是谁；假设其余剩下的投票人只能预计他们受益的几率，即使受益者的百分比能够充分知悉——达到55%的人将受益——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在其他不确定的投票人对他们受益的预计都相同，反对这一改革依然是理性的。

改革中的“路径依赖”

1、什么叫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指个人或经济的过去情形会影响到其未来的情形。

2、路径依赖对于改革的重要影响——“改革者不会革自己的命”

A、路径依赖会形成制度的陷阱：一旦现有权利结构被无效率的权利占据时，那么对于掌权人而言，通常就没有激励改变它们，尤其是当这些权利可以为领导者带来更多私人利益时，而不是给整个社会提供一个整合社会的可选体制。因此，低效率的制度继续牺牲着整个社会的福利或增长；市场也无法确保有效的制度机制能演化生成。

B、那些控制着政府的个人，有动力利用它谋取私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诺斯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那些有着较高讨价还价能力的人，其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是非常偶然的，但是如果这种偶然真的发生了，那么一个有效的制度就会产生。然而，我们并没有办法确保这种一致真会出现。

民主与专制

1、在民主体制下，那些寻求重新当选的从政者有动力去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愿；但是，另一方面，迫在眉睫的竞选又使他们有动力去追求短期成效而不是对长期发展非常必要的那些利益，因为短期成效在竞选中对选情的拉动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当然，更糟糕的是，那些知道自己不久将会在选举中败北的政客此时则会抓紧盗取尽可能多的利益。

2、在专制体制下，虽然对于盗取什么、盗取多久并没什么约束，但是，那些理性地追求长期保留权利的政治家，则可能会追求长期发展策略。一些高增长但是专职的国家，比如新加坡和韩国，将它们的转型目标首先指向了民主提制，并且看起来似乎已经享受到了专制对于发展的潜在好处。尽管也涌现出了许多腐败，但是它们的腐败并没有比大多数国家更严重，甚至可能低于其平均水平。当一种政体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它保存权力的最大机会就是实现最大可能的增长率时，专制整体对于促进增长型政策的积极影响就似乎能最有效地实现了。

分权与改革激励

由于中央政府面临着信息的不对称，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所以，中央政府将某些全力或任务下放给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问题。但是，分权对于改革既可能有促进作用又可能有限制作用。

1、当分权程度较高时，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行起来有可能会碰到相对较大的困难，这是因为改革政策所内含的激励机制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必须是能够相互兼容的，而在一个更加独裁的制度中，政府官员更容易被强有力而且清晰的政策指示所控制，否则，中央领导人可能不得不通过一些手段去收买各级地方政府的领导人，以确保其顺从，因而，分权会使改革的推行变得更加困难。

2、反过来，分权体制也有可能会促进改革的实施。比如在分权体系中，由于地方经济是相互独立和隔离的，地方政府官员更有义务和责任去进行改革的“实验”，而对于那些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实践检验的改革政策来说，实验无疑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有价值的工具。而且，如果改革的确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话，分权还能促使地方政府领导人直接（和间接）地从当地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农业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1、中国农业改革的初始技术条件

农业的初始技术水平在产权改革和农场组织重构成本与收益的决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劳动力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比较关键时，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激励状况的改善（它能够激发劳动力努力水平的上升）的回报会更加明显。而且，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方式意味着，国家能够在不带来效率损失的前提下更加公平地对土地进行分配。从而，在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体系中，用以增进努力水平的激励状况改善将会获得较高的收益，农场组织重构所导致的规模不经济的损失则会比较少。

2、中国农业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与前苏联的对比

为什么中国能够在改革前共产主义式的经济体系框架内部对农业进行改革，而前苏联却没有？

A、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和基层（农村家庭和地方官员）达成了利益的相互一致的。在如此激进的改革政策（比如非集体化和市场自由化改革）的推行过程中，一旦存在抵制力量或者缺乏改革的意愿，改革进程就很有可能停止下来。

B、只获得基层的支持、但最高领导层不支持的改革最终会走向失败，例如1960年代“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农民和地方官员广泛支持农业的非集体化运动，但是在1960年代早期，最高领导层却抵制这样的改革，结果，这次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C、最高领导层支持、但是基层不支持的改革也同样会走向失败，例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前苏联，那个时候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努力想促进改革，但那些处在基层的力量却予以抵制，结果，改革同样以失败而收场。

在中国和前苏联的最高领导层都支持改革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的农民和地方干部选择拥护改革而前苏联的基层却要抵制改革？

A、两个国家的最高领导层都能从改革中获益，但得益于技术性质和财富拥有量，中国能够获益更多。而且，中国农业的技术性质允许在不出现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前提下实现效率的改进。换句话说，在中国，土地能够实实在在地分配到每个农民手中，同时又没有出现大量的“解构（disruption）”，效率还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领导人并不真的需要立即处理“公平与效率”的权衡问题。

B、对农业的补贴不仅仅发生在前苏联，中欧和东欧国家同样广泛存在。在中东欧地区，尽管农场配备人员过多而且没有效率，但受益于大规模政府补贴的存在，在其上劳作的农场工人的生活水平仍然相对较高。这些国家的农场工作压力小，生活水平又高，因而变得非常舒适，甚至在部分国家中，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甚至要高于城市居民。如此少的付出却仍然能获得高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的农场工人会反对农业改革就不足为奇了。。

C、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时代，地方官员（包括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小组的领导者）的利益常常与农民自身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Oi，1989）。中国农村的生产大队和小组的规模通常比较小，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地方领导几乎总会是同一集体中其他成员的亲戚、朋友或者熟人。小组和生产大队的领导人其实也是农民，他们的绝大部分收入实际上来自于自身的农业生产行为，而不是来自集体或者政府支付的工资和补贴

D、前苏联的地方官员却并没有像中国的地方官员那样也支持改革，这一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该国不同于中国的财富水平和技术性质。前苏联的农业生产体系更加资本密集，因而，打破原有的农场组织形式将意味着较大程度的规模经济损失。此外，私有化和硬预算约束的出现也将会带来利益的损失，这样的利益损失不仅仅会发生在农场工人身上，农场经理人和地方官员同样如此。如果说前苏联的工资补贴体系和最高领导层对生产要素供应及产品销售的支持的确能够在平均意义上对农场工人有益的话，那么，在国家和农场之间调节现金和货物（包括生产要素和产出品）流动的地方官员到底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呢？对此我们是不得而知的。而且，正如经济体中其他部门的情形一样，地方官员的利益与国有农场和集体农场以及其他国有企业的利益是相一致的，因而，他们必然同样会反对任何形式的私有化改革（Shleifer，1997）。

3、来自中国农业改革的经验

要想在共产主义体系下进行关键性的改革，需要同时满足两个重要条件——基层对于改革的强大推动力和最高领导层对于改革的支持。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GDP锦标赛

中国是一个在疆域和人口双重意义上的“大国”，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面临着极高的成本，因此，经济分权是大国治理必须采取的模式。迄今为止，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分权式改革。从这种分权式改革中得到的更一般的经验是：对经济转型而言，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做对价格”（getting prices right），因为在市场不完备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正确的价格；更重要的可能是“做对激励”(getting incentives right)，因为激励机制是经济发展中更为深刻的主题，价格机制不过是激励机制的一种方式而已。

从经济学的视角，我们更关心中国政治体制的两个特征，一是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Li and Zhou，2005），二是（基于民意调查基础上的）官员任免制度。Blanchard和Shleifer（2001）从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出发，强调了中国的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之间的纽带。俄罗斯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较弱，地方政府不存在主动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中国的经济分权伴随着政治集权，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有非常强的（政治）动力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周黎安，2004）。Tsui和Wang（2004）认为中国自治性不强的财政分权和垂直控制的行政管理体制提供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

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对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影响渠道是政府之间的标尺竞争。文献通常所说的标尺竞争对应于对下负责的政治体制，也就是说，对于地方政府行为的信息，普通民众和中央政府都处于信息弱势，但选民会参考其他地方政府的行为评价自己所在地区的政府行为，地方官员知道其选民会以其他地方为标尺，从而会效仿其他地方的相关政策来发展本地经济（Besley and Case, 1995; Baicker, 2005）。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标尺竞争，同级政府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学习能够提高政府部门的运作效率，节约行政管理成本，防止滥用权力（Martinez-Vazquez and McNab, 2003）。而我国政治体制的特点不同，地方政府主要不是对下负责，而是对上负责，在政治集权和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每年不仅要保证GDP的高增长（否则在政绩考核中被一票否决），还要根据GDP等指标排名，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有竞争GDP增长率的激励，从而形成了一种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张晏，2005）。这种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成为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它是有助于转型初期的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的。